问题——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是“供强需弱”与结构性错配并存。
一方面，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意愿仍需进一步提振，需求不足对部分行业产能利用、企业预期和就业吸纳形成约束；另一方面，供给侧也出现“有供给但不对路”的现象，经济供给能力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一些领域有效供给不足，产品和服务与需求升级之间存在缺口，制约了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匹配。
原因——从外部看，全球增长动能偏弱、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对外需形成扰动；从内部看，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传统增长方式边际效应递减，新动能培育仍需时间，部分行业同质化竞争加剧，价格战、低价无序竞争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影响创新投入与扩产升级；同时，地方市场分割、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尚未完全破除，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进一步放大了结构性矛盾。
影响——需求不足叠加供给结构性短板，易导致企业经营压力上升、投资扩张趋谨慎，形成“预期偏弱—投资放缓—就业承压—消费受抑”的传导链条；而“内卷式”竞争若长期存在，不仅损害行业生态，也会削弱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的内生动力，不利于形成以创新引领的产业竞争优势。
对宏观层面而言，供需循环不畅会影响内需主导的增长格局巩固，进而对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形成掣肘。
对策——围绕破解矛盾、畅通循环，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三个坚持”，从需求、供给、市场三端协同发力。
第一，坚持把宏观政策发力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顺应需求升级趋势，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研究制定2026—2030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推动“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这意味着扩大内需将更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通过制度安排、要素保障和创新举措，形成供需互促、循环升级的政策框架，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
第二，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体经济是产业升级、就业扩容和技术突破的根基。
面向转型升级需要，将以创新带动供给迭代，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提质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深入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值得关注的是，相关部门提出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基金的行业标杆作用，并研究设立国家级并购基金。
此举有望在并购重组、资源整合、技术协同等方面形成更有效的金融与资本支撑，促进优质资源向优势企业、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集聚，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第三，坚持把市场运行的调控点放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针对“内卷式”竞争，将综合整治不合理竞争行为，推动从“卷价格”向“优价值”转变。
通过完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能退出等制度机制，加强产能调控，积极化解供大于求的阶段性矛盾；进一步细化地方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边界，规范地方经济促进行为，减少扭曲性激励；同时加强重点行业价格监管，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并以质量品牌战略为抓手，引导企业走以质取胜、以新制胜之路。
前景——从政策取向看，扩大内需与优化供给将更加注重统筹推进、相互促进：需求端通过稳定预期、释放潜力形成更可持续的消费与投资增量；供给端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并购整合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市场端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随着相关方案落地见效、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有望加快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模式将进一步巩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推动供需动态平衡不仅是短期调控目标，更是长期战略选择。
通过系统性政策组合拳，我国有望在产业升级与内需扩大的双轮驱动下，走出一条更具韧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未来，如何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际增长动力，仍需政府、市场与企业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