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当前，企业经营中普遍关注“预期是否稳定、权利能否平等保护、纠纷能否依法解决、创新成果能否有效保护”等关键问题。实践中，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行为仍对公平竞争形成冲击；个别地方存在以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涉企财产、涉企案件久拖不结等情况，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投资信心。随着企业加快“走出去”，跨境合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保护、域外法律查明等需求也更加突出。 原因—— 一上，市场主体增长快、交易结构更复杂，传统治理方式难以覆盖新型产业链和数字经济场景，企业对法治供给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少数执法司法行为不够规范——容易引发“选择性执法”“逐利性办案”等风险；叠加职业举报被个别人员牟利化利用，可能对正常经营造成干扰。此外，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跨境规则差异与合规成本增加，使涉外法治能力成为营商环境的重要变量。 影响—— 法治保障越到位，企业对规则的预期越稳定，创新投入和长期投资就越有底气。反之，若违规异地执法、涉企“挂案”、财产处置不规范等问题得不到有效纠治，不仅会抬高制度性交易成本，还可能传导为融资受阻、供应链波动和就业压力。对外开放层面，涉外法治服务能力直接关系企业国际化布局的风险边界与竞争力，也影响城市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吸引力。 对策——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陈勇介绍，上海检察机关围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从“监督纠偏”和“服务供给”两端同步发力，推动形成更可预期、更可检验的法治保障。 在依法惩治与监督纠治上，检察机关坚持依法平等保护，依法惩治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影响经营主体健康发展的犯罪，并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推动规则落地。针对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等问题，强化专项监督，重点纠治以刑事手段不当介入经济纠纷、违法查封扣押冻结企业财产、涉企刑事案件久拖不结等情况，推动规范办案、纠正偏差。围绕企业恶意注销逃避责任等治理难点，通过检察建议推动监管机制完善，并以地方立法修订方式固化治理成果，提升制度的稳定性与可执行性。 在面向企业全周期的法治供给上，上海检察机关将服务关口前移、下沉到产业一线，持续深化覆盖科创园区的“法治副园长”机制，把普法、风险提示、纠纷预防和合规指导送到企业身边，提升服务的精准度与可达性。围绕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已形成服务保障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工作安排，强调与“五个中心”建设共同推进，推动有关平台实质化运行，并对接若干专项行动要求，提升系统治理效能。针对社会关注较多的牟利性职业举报问题，提出完善跨部门协作，协同治理恶意滥用举报权利、实施敲诈勒索等扰乱经营秩序行为，同时健全线上线下受理与协同机制，提升企业维权便利度和办案质效。面向创新链条，提出深入延伸“法治副园长”服务触角，进驻数据产品知识产权登记服务站、版权工作站等平台，为创新成果保护和要素流通提供更细致的司法保障。 涉外检察能力建设上，上海已制定涉外案件办理指引及相关规范，推动涉外办案标准化、可复制。通过建设涉外检察资料中心、与高校共建研究与域外法查明平台、开展理论研讨与译著出版，以研究支撑实践。人才方面，建立涉外检察人才库，组织实务竞赛并将涉外法治纳入培训体系，提升专业化、国际化履职能力。对外交流方面，上海检察机关将通过承办国际性检察会议等方式加强合作沟通，增进理解互信，介绍中国法治实践。 前景—— 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营商环境竞争将更多体现在法治供给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国际适配度上。下一步，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破坏市场秩序犯罪的同时，将更注重以监督促规范、以制度促长效，推动涉企案件在程序、期限、财产处置等环节形成更可预期的规则；在新产业新业态领域，法治服务将向数据、知识产权、跨境合规等关键环节延伸；涉外检察能力建设也将由个案经验走向体系化供给，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