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1926年南京发生的故事。那年任鸿隽刚满40岁，俗话说“四十不惑”，但对他来说，这一年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愤怒和无奈。任鸿隽是个很重要的人，既是科学家又是教育家，还是中国科学社的灵魂人物。他在美国留过学，懂西方那一套教育理念。那个时候他正担任国立东南大学的副校长。国立东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前身。他的任务是给大学守住学术独立这条底线。可是他遇到了大麻烦，南京的局势很不稳定。北伐军的号角在远处响了起来，军阀孙传芳的军队就在南京城内外。孙传芳想把这所江南的最高学府变成他的私人领地，甚至派兵进驻校园。这让东南大学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角斗场。早在一年前就有了这场“易长风波”，北洋军阀强行逼走了首任校长郭秉文。1926年这事儿闹得更凶了。孙传芳安插亲信到学校里来当校长，还派蛮横的兵痞到处捣乱。任鸿隽是郭秉文最信任的盟友之一，还是留美派的领袖。他瘦高个戴着金丝眼镜，平时文质彬彬的，但在这个时候他表现得特别刚烈。面对那些军阀派来的人和霸道的士兵，任鸿隽一点也不肯配合。他坚持大学自治、教育独立这些原则，甚至说要辞职以示抗议。那时候南京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他奔波的身影，脸色苍白但神情严肃。他在教授会议上大声疾呼，希望能保住学术的尊严。可秀才遇到兵真的很难讲道理，随着局势恶化，学校停课了很久而且很混乱。除了学校的烂摊子外，任鸿隽还有一个重担：维持“中国科学社”的生存。中国科学社是他在1915年跟赵元任、胡明复等人一起创办的组织，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大本营。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经费常常断掉。任鸿隽作为总干事到处化缘找钱维持杂志出版。他深知就算大学停课了也不能停刊，科学的火种不能灭。1926年他还在《科学》杂志上写文章鼓吹“科学救国”论。他觉得中国落后是因为缺乏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方式。那个年头大家都很狂热喊口号，任鸿隽这种冷静的声音听起来就不太一样但很珍贵。他就像更夫在夜里敲锣提醒大家别迷失在愚昧和狂热中。那时候家里的日子也很难过。他的妻子陈衡哲也是教授也被卷进政治风波里去了。他们这对神仙眷侣压力很大没钱还受特务骚扰。不过他们互相支撑着度过难关。到了下半年东南大学彻底崩坏了，任鸿隽只好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他决定去找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帮忙。这个董事会是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任鸿隽想用这些钱在体制外建立独立的研究所来继续做研究工作。虽然那一年他失败了很多次但也没有倒下；他相信科学终究是中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