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对三国的认知中，蜀汉“五虎上将”和曹魏名将长期被视为武将评价的标杆，这种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三国演义》的文学塑造；实际上，同为三分天下之一的东吴，其军事体系培养出的将领在正史中同样战功显著。史料显示，东吴的军事人才结构有着鲜明特点。太史慈北海突围战在《三国志》中被记为“单骑突破数万之众”，其在合肥与张辽的交锋，也被当代军事研究者视作冷兵器时代骑兵运用的经典案例。孙策二十六岁平定江东六郡，《江表传》评价其“策勇冠一世”，反映出其突出的作战指挥能力。造成东吴武将群体长期被低估，主要有三上原因：其一，《三国演义》“尊刘抑曹”的叙事取向，在客观上压缩了东吴将领的表现空间；其二，东吴以水军为核心的国防策略，使其陆战功绩不易被传统史观充分重视；其三，周瑜、陆逊等战略型统帅的声望，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前线将领的战术价值。重新评估这些将领的历史位置，有助于更准确把握三国军事形态的演进。甘宁“百骑劫魏营”可视为早期突袭作战的代表案例，凌统在濡须口的防御组织也为后世城防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现代军史研究认为，东吴将领在“水陆协同”“火攻联动”等战法上的探索，对隋唐时期水战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当前史学界也在推动更为客观的三国研究路径。南京大学历史系2023年发布的《江东军事遗产研究》提出，应建立涵盖“单兵战力”“战术创新”“战役影响”等维度的评价体系。在此框架下，程普的江夏攻坚战、黄盖在火攻战术上的贡献等史实，正获得更与其价值相匹配的学术关注。
江东不仅有谋臣名相，也从不缺敢战能战之士。将太史慈的锋芒、甘宁的锐气、周泰的忠烈、凌统的劲勇、黄盖的沉稳放在同一幅历史长卷中审视，人们看到的并不只是“谁更勇”的热闹，更是一个政权在乱世立足所必需的综合能力：既要算得清，也要打得赢。对江东猛将的再认识，最终指向的是对三国格局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更深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