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大臣的“加衔”晋级史里，透露着一些权力密码。仁宗朱高炽刚即位时，为了给原来东宫班底的大臣升官，就把少保、太子少傅这两个虚衔送给了杨士奇、杨荣。杨士奇、杨荣因为拿到这两个头衔，地位立刻提高，就连六部尚书见了他们也要恭敬三分。此后，“加衔”成为了进入内阁的默认福利。明朝内阁次辅许国死后，头衔为“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乾隆时的大学士张廷玉，自称“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虽然都是两个“保”字，但情况不一样：许国的两个头衔都是从一品，只是服务对象不同，必须并列写出来；张廷玉的太保是正一品，太子太保是从一品，因为品级不同但还是要并列写出来。其实这是因为朝官系统和东宫系统分属两条不同的平行宇宙，死后赠官必须“双系统备案”。 宋朝以后，三公、三孤、太子六傅这些称号就变成了荣誉徽章，既没有实权也不给差旅费。到了明清时期，皇帝把这类虚衔当成了年终大奖。退休时如果没拿到太子少保或太子太保，都会被同行笑话。明清官制里把太师、太保等职位放进了正一品俱乐部，同一级别里虚衔永远排在实职前面。比如清朝正一品文官里，三公压过大学士；从一品文官里少师又压过尚书。看起来随意安排的排名背后其实隐藏着资历排行榜。 明朝初年制度还不成熟时，仁宗朱高炽给翰林学士杨士奇、杨荣分别送上少保、太子少傅的虚衔后，这两人的品级一下子就提升了很多。明朝弘治年间制度成熟后就“明码标价”：首辅通常会加少师或者太子太师的头衔，次辅就加少傅或者太子少保的头衔。没有这两个头衔的人就别想入阁，连“殿阁大学士”的名分都拿不到。清朝时大学士的品级从正五品升到了正一品，三公加衔的名额变得很多：雍正朝的张廷玉、马齐、年羹尧都获得了这个头衔；晚清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虽然已经去世了，也被追赠了太傅。这说明皇帝们很看重面子工程。 明代对尚书的考核非常严格：新任尚书必须熬过六年京察且成绩合格才有资格获得东宫三少——大多是太子少保。表现出色的人六年就能升职；表现平平的人即使干满十六年也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刑部尚书陆瑜在职十六年只得到一个“康僖”的谥号；接任者董方只干了两年就被追赠了太子少保。这说明皇帝的个人喜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吏部尚书因为掌管官员升降的权力比较大，升职速度也快：三年能拿到太子少保、六年能拿到太子太保、九年就能拿到少保。民间甚至总结出了“尚书九年得一品”的顺口溜。 六部尚书死后一般会被追赠太子少保的称号；而都察院左都御史死后最高只能得到尚书的称号。“六卿进宫衔，西台加六卿”——就是说六部尚书在生的时候风光无限；都察院左都御史虽然生前也很风光，但死后待遇就比不上六部尚书了。明朝次辅许国死后的全称为“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乾隆朝大学士张廷玉自称“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同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两个不同系统的“保”字头衔：朝官系统和东宫系统是两条不同的平行宇宙，所以死后赠官必须“双系统备案”，否则就会不完整。 如果先有太保再追加太师的头衔时，就只需要列出最高级别的那个即可不需要重复。“加衔”在明清官员眼里就像是国家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就像老师退休时一个是中级职称一个是高级职称待遇天差地别一样：在朝廷里有没有获得太子太保称号待遇也完全不一样葬礼规格、后辈荫叙、地方建祠资格全都不同。 虚衔虽然没有实际权力但却是一块沉甸甸的“社会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