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峰先生的一生，简直是从阉党刀下挣扎求生，一直走到清初学坛，把“北学重镇”的地位给稳稳端了下来。他少年时期特别顺利，虽说生在直隶保定府容城，后来把家搬到了辉县夏峰村，不过他就这么一路升到了举人。可倒霉的是，22岁那年进京会试，父亲没了；过了三年母亲又走了。他在丧庐守了六年，天天看书，把功名心都磨没了。后来去参加考试也总是不中，干脆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想当官了。 明朝后期和清朝初年，朝廷前后给他下了十一道诏书，他倒是十一次都辞官不做。顺治二年的时候，国子监祭酒薛所蕴让贤给他，他借口有病死活不肯去。“十一次征召”，这在明清易代那会儿算是最执拗的一个官场故事了。孙奇逢自己开玩笑说：“我学问不好，哪有脸去做官？”其实他是不愿跟腐败的政权沾边，更不想给异族统治者卖命。 天启年间魏忠贤掌权那会儿，左光斗、魏大中还有周顺昌这三位东林君子被抓进了监狱。孙奇逢和鹿正、张果中这三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们。大家凑钱去赎他们的命，跑了几百里路。后来三位君子还是被折磨死了，孙奇逢把筹的钱都退了回去，谁要是不领钱他就原数奉还。后来人们就把他们称作“范阳三烈士”，说燕赵大地那种悲歌慷慨的风气很久没见了，全靠孙奇逢又给带回来了。 崇祯九年清兵入关的时候，定兴、雄县这些县城都失守了。孙奇逢领着乡勇们修城墙、搬土垒土堆，硬是把清军两千多骑兵打退了七次。容城这块地方算是保住了。眼看大势已去，他带着六百家一千多人进了易州五峰山扎寨避难。他们在那儿开荒种地、定规矩过日子，像是在搞什么“乌托邦”式的讲学。 到了顺治三年清政府开始圈地作旗庄的时候，六十三岁的孙奇逢流离失所了半年多。他带着全家四十二口人走了五百多里路到了河南辉县的苏门山。大家连饭都吃不上，他住在一间茅屋里给它起了个“共饥斋”的名字。不过他还是没停过讲学。顺治七年四月他去百泉书院看邵雍的旧居时写了三首诗，有一首《邵窝》里说：“想找个安乐的地方哪儿找得到？哪能向先生问渡船。”他是借古人的事感叹现在的处境。 顺治九年罢官回家的马光裕把夏峰的房子和田地一分钱不要地送给了他。孙奇逢很感动又很感谢，回赠了一只鞋、一块头巾和一包茶：“鞋子拿了不会出事，头巾用来拂去尘土，茶叶用来洗去污秽。”顺治十三年九月他盖好了宅院取名“兼山堂”，把田分给弟子和乡亲们。“北学重镇”的名头也就这么定下来了。 定居夏峰后他专心讲了二十五年的学。和黄宗羲、李颙并称为“清初三大儒”。民国时期编的《清儒学案》说：“国家经历大乱之后还能有讲学的风气，夏峰先生功劳很大。”梁启超也夸他“人格高尚、性情真挚”，他的学生遍布天下。他的弟子汤斌、费密、耿介、魏一鳌这些人在官场上都很有名气；黄宗羲、顾炎武还有傅山也都认他当老师。 他搞了个叫“孟城大会”的活动，规定每月开两次会。大家在一起讨论儒家学说的异同、礼制钱粮方面的问题，最后由老师来定夺。这种反对单向灌输的集体讨论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顺治十八年有人请他去百泉书院演讲时他拒绝了：“聚众演讲那是禅宗的做法。”可见他的教学理念有多严谨。 孙奇逢写文章写得特别多，著作加起来超过了三百万字：经部有《四书近指》《读易大指》《四礼酌》等；史部有《理学宗传》《日谱》《中州人物考》等；集部有《夏峰先生集》《夏峰诗钞》等。那本《理学宗传》写了二十六卷还改过三次稿子；他晚年还说：“七十岁做的功夫比六十岁要细密……”被人誉为“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学者之一”。 他把“慎独”当作最重要的修养：“慎独就是统一的功夫，千圣万贤说到底都是干这件事。”他还主张要把各家学说都采纳进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其实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宣扬孔子的道理。他极力反对明末那种光说不练的空谈风气，“去掉虚妄注重实际”，开创了清初朴学的风气。他的弟子申涵光说他“开始像个豪杰一样勇猛前进，最后成了圣贤”。 他对老百姓特别有感情：八十一岁那年有人拿文字狱来陷害他的时候他笑着说：“天下的事只看有没有愧疚。”他一辈子都不肯自称“道学先生”，不管来求学的人是高贵还是低贱都教给他们。住在乡村里吃粗粮却心里惦记着民生社稷：“官员少做一点坏事老百姓就能多受一分好处。”这种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让全国各地的学生络绎不绝地跑来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