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一个特殊群体正面临就业困境——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却仍需工作的农民工。据调查，全国约有3000万60岁以上农民工仍在务工，其中近四成遭遇不同程度的就业歧视。 此现象的根源是多上的。虽然《劳动合同法》未设定强制退休年龄，但建筑、制造等行业普遍执行60岁用工上限。这种源于安全生产考量政策初衷与实际执行产生了偏差：身体健康的熟练工人被迫退出劳动市场，而缺乏社会保障的他们不得不通过非正规渠道继续工作。 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加剧了这一困境。2022年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均不足200元，远低于城镇职工养老金水平。同时，农村家庭仍普遍面临代际赡养压力，子女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迫使老年人持续劳作。 这种"年龄歧视"带来多重社会影响。大量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被迫离开关键岗位，造成人力资源浪费；隐性就业市场滋生，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部分家庭因主要劳动力失业陷入贫困。某建筑公司项目经理坦言："有些老师傅比年轻人更熟悉工艺标准，但制度不允许我们继续聘用。" 多地已开始探索解决方案。广东省试点"银龄工匠"计划，对通过健康评估的老年工人开放特定岗位；浙江省建立超龄劳动者专项工伤保险；北京市在公共服务领域设立"长者岗位专区"。人社部近期表示，正在研究制定《超龄劳动者就业保障指引》，重点解决工伤保险覆盖和劳动争议处理等问题。 从长远看，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开发"银发人力资源"将成为必然选择。中国社科院专家指出，到203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建立年龄友好型就业环境既关乎民生保障，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对超龄农民工的用工安排——既是民生题——也是治理题。以科学规则替代简单切割、以制度保障托底劳动尊严，才能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回应群众对体面劳动与稳定生活的期待。让劳动能力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不仅关乎个体家庭的生计，也体现社会对劳动价值的尊重与对发展现实的理性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