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企业家缘何频频走进国学课堂，社会舆论又为何对其高度关注？ 近年来，伴随民营经济发展与企业规模扩张，一些企业经营者开始系统学习传统文化课程，从经典阅读到心性训练，形成一定社会现象；涉及的讨论既包含对“以古鉴今”的肯定，也夹杂对“包装人设”“概念营销”的质疑。冯仑访谈中指出，国学学习之所以在企业家群体中受到青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认知体系中“道、法、术”的层次划分，能够为企业从小到大、从管事到治人提供解释框架；而“智慧”更多指向个体的自我修为，最终指向“如何安顿自身”。 原因——从规模化治理需求到精神世界平衡，双重动力推动学习转向。 冯仑认为，企业早期往往依靠“术”起家，即方法与技巧，解决的是短期竞争与局部问题；当企业进入规模化阶段，靠个人能力与经验已难以覆盖组织运行，需要以“法”即规则、制度来形成可复制、可监督的运行体系；再继续，组织要长期稳定发展，还要依靠“道”即价值观、使命与文化来凝聚共识、减少摩擦成本。 这种演进与现实环境高度相关。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发展，劳动组织方式更加分散，参与者数量巨大，单靠个人管理难以维系，必须依靠在线规则、流程与评价体系保持系统运转。因此，经营者对制度与文化的关注上升，进而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化中关于秩序、伦理与修身的内容。 另一上，外部不确定性加大、舆论场变化加速、竞争压力与社会评价交织，也使部分经营者和普通人更重视内在稳定。冯仑将其概括为“搞定自己”的需求：当外部评价与自我认知发生冲突，个体若无法完成自我解释，容易陷入焦虑、内耗乃至失衡；而一套能够自洽的解释体系，有助于保持精神世界的平衡，避免情绪极端化。 影响——国学学习热既可能促进组织治理成熟，也需警惕形式化与工具化倾向。 从积极层面看，若企业家将传统文化中的修身、诚信、节制与责任意识转化为治理理念，有助于推动企业从“靠能人”转向“靠制度”，从“追规模”转向“重质量”，进一步强化合规经营、社会责任与长期主义。尤其在用工规模庞大、协作链条复杂的行业，规则意识与价值共识的建立，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摩擦，稳定预期。 从社会层面看，冯仑认为，传统文化对人际关系、伦理秩序的讨论较多，其功能在于帮助人们处理“人与人如何相处、人与社会如何相处”，若用于引导经营者在公共议题上更加审慎克制、在利益冲突中更加注重边界与规则，对社会运行的稳定性具有正向意义。 同时也要看到，国学学习若停留在口号化、仪式化，或被简化为“话术工具”，不仅难以形成治理能力，还可能引发新的认知偏差。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若只追求“能说会道”而忽视制度建设与合法合规，反而可能造成管理风险与社会误读。 对策——把“修身”落到可执行的治理与自我管理之中。 一是将“法”落细落实，夯实企业治理底盘。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应当以制度流程、数据治理、合规体系与风险控制为基础，减少对个人权威与临场经验的依赖，实现组织能力的可持续。 二是将“道”转化为可检验的文化实践。价值观不能停留在墙上与口号中，应通过用人标准、激励约束、公开沟通与责任承担机制，形成一致性行为，避免“说一套做一套”。 三是将“慧”落实到经营者的心理韧性建设。冯仑提出“凡事给自己一个解释”，其核心是建立稳定的自我叙事：面对外界评价、市场波动与突发事件，能够在事实基础上完成自我说服与情绪调节，保持行动不失真、不变形。对普通人而言，同样需要在工作与生活压力下形成可持续的自我管理方式，包括理性看待评价、减少无效比较、建立边界感与长期目标，避免因观念冲突导致行为失序。 前景——治理现代化与个体心性建设将长期并行，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仍需实践检验。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与企业竞争从速度型转向质量型，企业治理对制度化、透明化与责任化的要求将持续提升。与之相伴的，是经营者对“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长期课题：既要尊重市场与规则，也要处理好个人欲望、情绪与名利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提供的是一种理解路径，但能否真正转化为治理能力与公共责任，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自律、敬畏与长期投入。可以预见，未来围绕企业治理、社会责任与个体心理韧性的讨论将更加常态化，而“从术到道再到慧”的转向，或将成为一部分企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注脚。
从“术”的突围到“法”的建制，从“道”的凝聚到“慧”的自省，企业发展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对人的再认识。把企业办好——既要靠制度与能力——也离不开对自我欲望与情绪的管理。传统文化之所以在当下被重新讨论，正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面向长期、面向关系、面向自律的思维资源。将这种资源转化为现代治理的内在支撑，或许正是“国学热”应当抵达的更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