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7日，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美国退出66个其政府认为“不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
备忘录要求所有行政部门和机构停止参与并停止资助其中35个非联合国组织和31个联合国机构。
相关安排将如何落地、涉及哪些具体项目和预算渠道，以及后续是否需要国会层面配合，仍有待美方进一步披露。
问题：美国再次在国际组织层面“收缩战线”，释放出对多边合作的强烈疑虑。
从时间线看，此次备忘录并非孤立动作。
特朗普在2017年至2021年首个任期内，曾推动美国退出或暂停参与《巴黎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边机制，也宣布退出《中导条约》等军控框架，引发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拜登政府上台后强调“回到多边”，宣布重返《巴黎协定》、世卫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方相继宣布再次退出世卫组织、再次退出《巴黎协定》，2月4日又签署行政令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叫停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资金支持；7月22日，美国国务院通报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按程序将于2026年12月31日正式退出。
此次要求退出66个国际组织，被外界视为“退群”政策的制度化与规模化延伸。
原因：国内政治动员与“交易式外交”逻辑交织。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推动大规模退出，一方面服务于国内政治叙事：强调“美国优先”、压缩对外支出、质疑国际机构效率与公平性，以迎合部分选民对全球化成本的反感。
另一方面体现其外交理念的结构性特点，即倾向将国际合作视为可交换的利益安排，更注重短期、可计量回报，对规则约束、共担责任的接受度较低。
此外，围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权议题的国际规则与评估机制，常与美国内部政治分歧相互放大，导致对外政策更易在政府更迭中出现剧烈摇摆。
影响：对全球治理与美国自身利益均将产生连锁反应。
其一，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可能出现缺口。
公共卫生应对、气候行动、难民救助、文化教育合作等领域，依赖稳定资金、人员与信息网络。
主要出资国和关键参与方减少投入，容易削弱项目连续性与应急能力。
其二，多边机制的协调成本上升。
国际组织在议程设置、标准制定、危机调解方面需要大国参与，关键成员缺位将使谈判更难达成共识，甚至形成“碎片化治理”。
其三，美国国际信誉与政策可预期性受损。
频繁“退群—重返—再退出”会削弱盟友与伙伴对其承诺的信任，增加合作方在安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风险评估成本。
其四，美国国内也将面对反作用力。
退出相关机构可能减少其在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影响企业获取国际标准、市场准入与风险预警信息；在公共卫生、极端气候等跨境风险面前，单边收缩难以真正降低外溢冲击。
对策：国际社会需以“稳机制、强协同、补缺口”应对不确定性。
在当前多重危机交织背景下，维护多边主义的关键在于提升机制韧性。
其一，相关国际组织可通过预算结构多元化、加强透明度与绩效评估来增强公信力，降低单一成员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
其二，其他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组织可在资金、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大投入，尽量填补关键项目空白，避免公共服务断档。
其三，推动合作网络“多节点化”，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强与区域组织、专业机构、社会力量的分工协同，使议题推进不依赖单一国家。
其四，坚持以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基础，通过对话沟通减少对立对抗，推动在气候、卫生、难民等领域保持最低程度的国际合作底盘。
前景：多边合作仍有需求，但将面临更复杂的再平衡过程。
从现实需要看，传染病防控、气候治理、难民与人道援助、文化教育交流等问题天然跨国界，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
美国政策转向将使相关合作在短期内承压，但也可能促使其他国家更主动推进机制改革与责任分担。
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组织面临的挑战或将集中在三点：资金与项目可持续性、规则与标准的延续性、以及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协调能力。
若美国继续以退出作为施压手段，多边合作的结构性不确定性将上升；若其在部分议题上保留技术层面的有限参与，国际社会仍可能在务实层面维持必要合作。
美国新一轮"退群"潮的兴起，不仅是其国内政治理念变化的外在表现，更是当前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的重要信号。
在全球性挑战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如何在多边合作与主权独立之间寻求平衡，将成为各国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
国际社会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探索构建更加公正合理、高效务实的全球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