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朗亭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传奇。这个陕北穷娃子，从1912年出生在延川县，到1932年那阵子，刚满19岁，就偷偷把家底子全掏空，只带了两袋旱烟，一个人跑向了延安。第一次看见“红军”这两个字，听见那震天响的口号，他立马决定这辈子都得跟着队伍走了。 后来，他成了陕北第一支游击队的大管家，代号叫“九支队”。这游击队可是刘志丹的亲儿子，成立在安定（也就是现在的子长）山区。高朗亭这哥们儿那时候真是万能，白天化装出去侦察，晚上还得把一帮农民、盐贩子还有牧羊人给召集起来。他用陕北土话给大伙儿讲《论持久战》，用马鞭在地上画画儿指路线。才不到三个月时间，这队伍就从十几条枪变到三百多号人，成了国民党心脏地带最活跃的武装力量。 打游击战的时候是真狠。一次跟民团干仗，子弹打光了他抡起斧头砍马队；还有一回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腿被打穿了，硬是撕下棉衣布条把伤口绑住，在山沟里拖着血迹走了二十里地。刘志丹有这样的战友，那是真踏实。 抗战爆发后，高朗亭去哪儿了？去了一二九师、绥德军分区还有宝鸡军分区当副政委。不管去哪儿换岗位，他脑子里就想着一件事：把陕北经验带到全国去打仗。他在保安县建了第一个正规红军医院，硬是把伤员死亡率从30%给降到了5%。在宝鸡他还偷偷搞情报组，一把剪刀就剪开了日军电报密码本，给太行山前线抢来了三天宝贵时间。 1955年的北京授衔仪式上，高朗亭穿上军装拿了少将军衔；到了1988年他又捧回了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可对他来说，比这勋章更珍贵的是他胸前那个用红布缝在黄绸子上的“九支队”臂章。那东西时刻提醒着他：革命不是勋章，是活着的人接着往前走的动力。 1994年秋天高朗亭在合肥病逝了。他有个遗愿：把骨灰分成三份。一份撒在老家延川的山沟里；一份埋在合肥烈士陵园跟老战友待一块儿；还有一份他带在身边，每到一个学校就讲一段当年九支队的故事。现在陕北的沟沟壑壑、晋西的核桃林还有合肥的秋风里，都还能听到他那句老话：“枪杆子就是道理，道理得靠年轻人接着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