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东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当成自己的学术故乡，郭沫（郭沫若）、陈连庆两位师长的期望让我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研究上闯出一条路来。1982年我刚进东北师范大学陈连庆老师门下读研究生那会儿，国外对中国乡村的研究已经搞得热火朝天，可国内这块却还是一片空白。当时国内外学界现状的巨大落差激起了我的斗志，我决定不搞那些直接抄袭的东西。 从硕士论文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了规矩，一是史料零散难搞，二是国内的系统研究几乎没有。那段日子我整天泡在故纸堆里，正史、类书、方志还有简牍碑刻这些犄角旮旯的东西我都翻了个遍，把那些有用的线索一点一点抠出来。同时我也没有忽视国外的成果，拿来批判着看，这样才让我在国内较早系统搞清楚了汉代乡村的样子。 1997年我磨了十三年的《两汉乡村社会史》终于出来了，学界的反响还不错。但我觉得这不过是大树上的一片叶子，要想真正看清整片森林——中国古代乡村发展的脉络，还得重新下功夫。我狠心放弃了在现有领域里继续深挖的“平坦大道”，转头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需要巨量时间投入的“坎坷小路”。 这一转向让我的研究视野一下子大了很多。我从文明起源阶段的原始聚落开始说起，一直探究到城乡分化和村落萌芽的那些事儿，写了本《中国远古社会史论》。2005年以后，我的研究时段更是拉长了不少，启动了对整个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全景式考察。 十五个年头熬下来，2020年年底那本近百万字的《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终于出版了。这是我第一次从贯通的视角把中国古代村落从孕育到发展的全过程都捋顺了，把村落变迁跟农耕文明演进的内在联系也讲透了。 2023年秋天的时候这本书拿到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最高荣誉——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心里挺高兴的，但也没飘起来。在我看来奖项就是对我这段工作的肯定嘛，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现在我正带着团队接着干“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后续研究，想把传统乡村社会的运行逻辑再挖得更深一点。 我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其实挺典型的：刚开始是在薄弱领域里扎根不动摇，接着就是用原始资料的积累和理论思考来磨本事，最后才实现了系统性的突破。我的研究不光能帮我们看清古代社会的结构，也能给现在搞乡村振兴的战略提供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支撑。 我在这片曾经寂寥的学术田野里守了四十多年的“冷板凳”，从以前一个人埋头苦干到现在领着团队一起往前走。我用这一辈子的光阴证明了一点：在冷门绝学里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干成事儿。这份沉甸甸的学术事业就像我研究的古老村落一样，在时间的长河里越沉淀越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