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把南京改名为江宁，把总督的办公地点从两广地区转移到了两江地区。总督在广州时，头衔是正二品，给个兵部尚书的衔就升到了从一品。同样，两江总督在江宁的时候，不加衔也是正二品，加上衔就从正二品变成从一品。这些数字变化，表面看起来级别没差多少，却给官员“升级”埋下了伏笔。一旦官员拿到兵部尚书这个职务，下一步就是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中枢高位。广东、广西是当时清朝唯一对外通商的口岸，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这些地区的赋税是全国一半以上。伊犁、南京、广东、广州、广西、安徽、江苏这些地方都很关键。在这个调动过程中，有很多人的命运被改变了。 林则徐曾经被流放伊犁，琦善抄家败落，叶名琛战败被俘，这些都给两广总督的岗位增加了风险。相比之下，两江总督就显得安全很多。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晚清名臣都是从两江总督的位置上起步的。这次调动把最富庶的省份和最关键的资源都给了两江总督，中央把这里当成了国家基本盘。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清朝“闭关锁国”和“一口通商”的政策自相矛盾，两广总督需要在开放和守法之间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但是两江地区就不同了。中央把这里当成了“钱袋子”和“兵源地”，不愿意轻易动刀。就算战事紧急也会先调兵后追责。于是就出现了奇怪的现象：越是富庶的地方越容易善终，越是边疆苦寒的地方就越可能成为牺牲品。 无论在两广还是两江地区，总督们虽然手握生杀大权，但是始终逃不开封建官僚制度的限制。他们推行洋务、练新军、办实业都是为了强化皇权和稳固统治。历史最终证明：当制度本身已经腐朽时，再能干的“工具人”也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