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庆视察期间，毛泽东与地委书记谈到“独秀山与陈独秀孰先孰后”的一段对话，成为党史研究中颇具意味的细节。表面上是一次随口的地名考证，背后却折射出对这位中共创始人的特殊纪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和中共主要创建者之一，陈独秀以文章和办刊推动思想启蒙，他主编的《新青年》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成长产生过直接影响。史料显示，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致信陈独秀讨论革命理论；陈独秀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支持，也在当时起到重要作用。正因这种思想渊源，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仍曾评价其“对我们该代影响至深”。但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由于对革命路线存在根本分歧，且拒绝承认所谓“错误”，最终未能重返组织。
“独秀山”之问，看似随意，实则提示了党史研究与历史评价的基本方法：历史不能用简单标签概括，评判也不能脱离时代条件。对早期革命先驱，既要坚持原则底线，也要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唯有如此，才能在回望来路时更清醒地把握方向，在总结经验中更坚定地走好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