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噪声污染曾长期影响居民生活。以北京东四十条为例，十年前这条多车道道路车流密集——轰鸣声不断——尾气污染也较为突出，行人常受其扰。如今，这里更常听到的是脚步声和鸟鸣声，变化十分明显。该转变折射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持续推进。 噪声污染防治之所以被列为重点，与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影响密切对应的。2021年，全国相应机构受理噪声污染投诉超过400万起，显示出问题的普遍性与紧迫性。生活环境若长期得不到改善，容易积累矛盾、影响公众获得感，也促使政府将降噪工作提上重要议程。 为更系统地应对噪声污染，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综合措施。一是构建覆盖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的治理体系。二是加大技术投入：2024年相关部门铺设约3200万平方米低噪声路面，安装数千套自动监测设备，对338个城市的噪声状况进行跟踪。三是推进基础设施改造，在公路两侧新建声屏障，划设限鸣区域。过去五年，这些举措在不少城市逐步显现效果。 交通运输噪声是城市噪声的重要来源之一，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为降噪提供了助力。北京东部工人体育场附近一位咖啡店老板表示，周边噪声减少了四五成，主要原因是电动汽车增多。这也对应了中国的治理路径：通过政策引导加快新能源汽车普及，同时对机动车总量实施调控。 北京的机动车管理措施表明了这一思路。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起，北京实施按车牌尾号每周限行一天的政策，限行日每季度轮换一次，但纯电动小客车不受此限制。自2011年起，北京通过“摇号”控制小客车登记规模。2025年北京市设置的10万个小客车指标中，普通指标2万个，新能源指标8万个，这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购车选择。网约车司机的感受也提供了侧面印证：他认为电动汽车“开起来稳，还省钱”，充满电费用约8美元，可满足一整天运营需求，经济性和便利性促使他从混合动力车转向新能源汽车。 为提升降噪工作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相关部门完善了制度框架。2023年，16个政府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全国声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达到85%的目标，为各地推进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引。 从实际变化看，降噪成效已在城市日常场景中有所体现。在北京，车辆怠速时噪声明显降低，行驶噪声更多来自轮胎而非发动机，说明交通噪声的结构性改善正在发生。近两年来，这类变化更为直观，反映出政策措施逐步落地并释放效应。
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只体现在灯火与楼宇，也体现在夜晚是否安静、街巷是否舒适。噪声治理看似琐碎，却关系到健康、秩序与幸福感。把群众的“烦心事”作为治理的“风向标”，以系统思维统筹交通、建设、产业与日常管理，让安静成为可持续供给的公共产品，让宜居成为可感可及的改变，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成色也会因此更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