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方县创新"院坝会"机制 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

问题:在不少农村地区,惠民政策条款专业性强、群众获取渠道有限,容易出现“政策在纸上、落实在路上”的情况;与此同时,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领域诉求多元,若缺少稳定的议事平台与反馈机制,群众意见难以及时汇聚,矛盾纠纷也可能因沟通不畅而积累升级,影响基层治理质效。

原因:一方面,基层治理面临“信息不对称”与“服务触达不足”两道坎。

部分群众尤其是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对线上办理、认证缴费等事项不熟悉,导致本应享受的待遇和补贴“不会办、办不顺”。

另一方面,村级事务涉及部门多、链条长,若缺少统一的协调入口与跟踪机制,容易形成推进中的“中梗阻”,造成群众等待时间长、解释成本高、满意度受影响。

加之乡村社会结构中邻里关系紧密、纠纷多为“家长里短”,一旦缺少就地化解渠道,矛盾外溢风险上升。

影响:对江镇推动“院坝会”从阶段性活动走向常态化制度安排,在政策落地与治理增效上形成综合效应。

其一,政策宣讲更接地气。

当地围绕医保社保、惠农补贴、养老服务、防返贫动态监测等重点内容,组织驻村干部、村“两委”成员以及人社、民政、农业、合医、文明实践等力量组成宣讲队伍,把政策条文转化为通俗表达,配合案例讲解和现场答疑,提升群众理解度与参与度。

今年以来,当地累计开展相关活动60余场,覆盖群众50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政策知晓率和办理效率同步提升。

其二,服务供给更精准。

针对特殊群体,宣讲与服务相结合,现场提供养老待遇认证、医保缴费、高龄补贴申领等高频事项指导,推动“政策找人、服务到家”,减少群众跑腿。

其三,民生诉求更顺畅。

依托院坝会广泛征集通组道路硬化、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等意见建议,并以闭环机制推动办理。

截至目前,收集诉求60余条,已办结57条,办结率达95%,一批“急难愁盼”得到实质性解决。

其四,发展支撑更有力。

围绕种植技术等实际需求,当地邀请农业专家到田间地头开展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等培训,把“课堂”搬到生产现场,增强产业增收的技术支撑。

其五,矛盾化解更前置。

通过吸纳老党员、乡贤能人、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等力量组建调解团队,就地处理邻里纠纷、宅基地权属、赡养抚育等问题,今年以来调处矛盾纠纷3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8%,努力实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对策:把“院坝会”做实做细,关键在于形成可复制的工作链条。

对江镇的做法体现出三点方向:一是把政策宣讲从“单向灌输”转为“互动服务”,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把规则讲清、把路径说透,并在现场把能办的事办起来,缩短政策兑现链路。

二是把诉求办理从“碎片应对”转为“闭环管理”,以“群众点单、干部接单、党委督单、群众评单”明确责任、时限和反馈,用结果回应信任。

三是把治理触角从“事后处理”转为“源头预防”,把调解、文明培育、村务协商等内容嵌入院坝会常态议程,既解当下事,也管长远事。

在此基础上,通过公开透明的村级事务讨论与村集体经济发展议题协商,推动群众从“旁观者”转向“参与者”“监督者”,提高治理的社会基础。

前景:随着乡村振兴深入推进,基层治理的要求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院坝会的价值不仅在于搭建沟通平台,更在于把政策、服务与治理机制放在同一张桌面上,形成“面对面解释—点对点服务—实打实办理—可量化评价”的治理闭环。

下一步,若能在常态化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事项清单、数据台账、办理回访与部门协同机制,并在产业培训、就业对接、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扩展“院坝会+”应用场景,有望进一步提升政策触达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能力,为基层治理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对江镇的"院坝会"工作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根本在于它遵循了基层治理的本质要求,即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满意度为衡量标准。

这种做法既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也不是被动的问题应对,而是主动的制度创新和治理升级。

它充分说明,在推进基层现代化治理的过程中,创新的形式可以多样,但坚持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生活的初心不能变。

随着这一工作法的不断完善和推广,必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治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