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前，刘淇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甲骨文中，只有实实在在的文字，没有用来表达语气和感情的虚字。这就导致同样一句话，不同国家的学者读起来感觉都差不多，“今天晚上会下雨吗？”或者是“今天晚上下雨吧？”外国人能看懂，中国人也能看懂，就是因为当时的书面语言没有声调，也没有语气词来提示读者。 直到孔子时代，人们才意识到这一问题。孔子把这种情况叫做“书不尽言”，于是他给了大家一个解决办法：用笔画简单的符号来辅助表达。这些符号既不是文字也不是字，就叫“辞”。荀子就对这个问题表示了担忧，他提醒大家别让虚字喧宾夺主。为了让文字能更准确地表达意思，荀子给了一个规矩：“正其名，当其辞”，也就是要恰当使用虚字。 孔子、孟子、墨子这些孔门弟子都特别喜欢把“文”和“辞”放在一起讨论。孔子觉得华丽的词藻容易让人分心，子贡说得更直白，“说话用词不当，自己会吃亏，国家也会不安”。墨子给了一个定义：“用名来举实，用辞来抒意”。“文”指的是有实际意义的口语词汇，“辞”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语助词、虚字、语气词，它们负责把口语中的声气保留下来。 许慎在《说文》中把“辞”改写成“䛐”，另立司部，强调它“意内而言外”的助言身份。袁仁林打了个比方：“就算是鸟语鴃舌这样的方言，也离不开口气。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从来不用‘焉’、‘哉’、‘乎’、‘也’这些字。但他们的语气却可以用这些字概括出来。” 刘淇也赞同这个观点：“说话的时候要看口型，写字的时候要借助虚字。” 虚字虽然没有实际意义，但能把口语中的口气、节奏、感情原样搬进书面语言里。 从甲骨的无辞到韩愈的过辞，汉语走过了一条“以名举实、以辞抒意”的必经之路。今天我们写文章还需要回答一个古老问题：是让华丽的文字淹没自己？还是让琐碎的虚字泛滥成灾？ 答案或许藏在孟子的提示里：“以意逆志”，也就是先读懂意思再斟酌文字；该用虚字的时候绝不吝啬，不该用的时候一刀割舍。只有这样，汉字的“文”和“辞”才能继续比翼双飞，载着新的时代意向行远自迩。 王若虚曾经批评过韩愈提出的“惟陈言之务去”，结果被指出《史记》中有很多错误用法，比如“耳”、“乎”、“哉”用得不对；“而”字也有很多是多余的；“于是”、“乃”、“遂”这些词随手乱用。金人王若虚特别吐槽《赵世家》中三次连用“而”字的地方：“襄公之六年而赵衰卒”、“景公时而赵盾卒”、“平公十二年而赵武为正卿”。 这说明适当使用虚字是很重要的。“文”和“辞”这对双胞胎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制约的一面。孔子整理《尚书》基本保持口语原貌，《春秋》中对话很少，常见的虚字只有七十多个，“于”字因为地名多用了四百次——堪称“惜字如金”的典范。 子贡更直接地说：“说话用词不当，自己会吃亏，国家也会不安。”墨子直接定义道：“用名来举实，用辞来抒意。”看似各说各话，却共同指出一个事实：“名”、“书”、“言”都指有实际意义的口语词汇；“辞”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语助词、虚字、语气词，负责把口语中的声气保留下来。一句话总结就是：“文”表质，“辞”传情，两者缺一不可。 甲骨时代只有实实在在的文字，没有用来表达语气和感情的虚字。同样一句“今天晚上会下雨吗？”中国学者读成疑问，外国学者也读成疑问——书面语缺少声调与语气，歧义像幽灵一样附身。 孔子时代已经察觉到“书不尽言”，于是给了大家一个方案：从成熟文字里挑一批笔画简单的符号缀在句子末尾给读者一盏“声气导航灯”。这批符号既非“文”也非“字”，被孔子正式命名为——“辞”。 从甲骨的无辞到韩愈的过辞，汉语走过了一条“以名举实、以辞抒意”的必经之路。今天我们写文章还需要回答一个古老问题：是让华丽的文字淹没自己？还是让琐碎的虚字泛滥成灾？ 答案或许藏在孟子的提示里：“以意逆志”，也就是先读懂意思再斟酌文字；该用虚字的时候绝不吝啬，不该用的时候一刀割舍。只有这样汉字的“文”和“辞”才能继续比翼双飞载着新的时代意向行远自迩。 孟子一句“周无遗民”引出了千年谜题“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孟子引用《云汉》中这句话把“文”与“辞”第一次推到聚光灯下：若只盯住字面就会被迷雾遮住“志”。从此以后如何拆解这对孪生兄弟成了历代学人共同的功课。 “说诗者”到底是谁？先厘清角色《说文》释“说”为“释也”，段注补充说“释”是“解也”。可“说诗者”并非替人“说破”的解说员，而是“说诗”这一行为本身。句中的“者”是别事词指动作而非人所以别忙着给孟子找学生。 先秦诸子喜欢把“文”与“辞”并举像一对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孔子叹道“书之重辞之复”提醒后人别被华丽词藻带节奏子贡更直白：“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墨子干脆定义：“以名举实以辞抒意”看似各说各话却共同点出一个事实：“名”“书”“言”皆指有实义的口语词汇；“辞”则是无实义的语助虚字口气词负责把口语的声气留下来一句话：“文”表质“辞”传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