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孙望先生对《元次山集》进行了校订并出版，让这部作品成为研究唐代古文运动的权威资料。多年过去了，这本著作依然值得我们仔细研读。在元结的文字里，我们可以听到那声振聋发聩的“野无遗贤”的怒吼，也能看见七个“不如”的道德棱镜如何照亮人心。他用荒诞的故事，抨击那个伪薄浇漓的社会。在《舂陵行》中，他用自己的体温去触摸百姓的疾苦。当改革成为时代的高频词时，“忠直方正”这四个字依旧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元结用他的一生证明：敢怒敢言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对国家和黎民最深的挂念。 天宝十二载（753），元结再次赴京应试，却因为“才高见抑”而最终未能进入仕途。此后二十多年，他先后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幕府、道州刺史、容州都督等职务。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致力于精简官吏、抚恤孤弱、革除弊端。大历七年（772），他再次入朝奏事却未能如愿，最终在长安去世。生前身后，人们都用“正直”二字给他盖棺定论。 在乾元二年（759），元结被肃宗任命为左金吾兵曹、摄监察御史，并兼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短短几个月内，他成功招抚义军并击退了史思明率领的十五万叛军，保住了泌阳等十五座城池。战后面对一片荒凉、人烟稀少的惨状，他立即递上三道状子：裁减冗余官吏、抚恤将士、收养孤弱。虽然数字显得冰冷无情，但却救活了无数家庭。 广德元年（763），道州刚遭到“西原夷”的洗劫，朝廷又连续下发两百多道符牒催缴赋税。面对这种情况，元结写下了《舂陵行》，将百姓吃草根、啃树皮的惨状详细地记录下来：“朝餐是草根，暮食是木皮……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他在小序中写道：“如果完全听从命令，州县就会破败不堪；如果不服从命令，又会招来罪名。我将坚守官职，用安静来安抚百姓。”杜甫读了这首诗后立刻和诗一首《同元使君舂陵行》，称赞元结的词气纵横。 元结写文章从不拐弯抹角。在《丐论》中，他把“媚上欺下”的众生相钉在了耻辱柱上：谄媚时局的人不如谄媚牲口的人；贪图权力的人不如贪图道德的人；沉溺声色的人不如沉溺仁爱的人；忍受毒害的人不如忍受贫穷的人。七个“不如”像七记闷棍打在那些阿谀奉承、贪得无厌、趋炎附势的人身上。道家思想让他的文风飘逸洒脱，儒家的仁政思想则给他树立了底线——“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这句话直到现在仍然让人警醒。 天宝六载（747），唐玄宗下诏让所有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进京应试。这个消息就像春风一样传遍了长安和全国各地的寒门子弟心中。谁能想到这个诏书到了宰相李林甫手中就变成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所有的读书人都被集体刷下了名字一个不剩。考场变成了刑场，梦想也在瞬间破灭了。杜甫也在这批“落水者”中。他后来写诗自嘲：“漂荡云天阔，沈埋日月奔。”表面上是自我感叹命运多舛，实际上是不敢正视李林甫的黑暗权势。 而同年失利的元结却直接在《喻友》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李林甫弄权，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徘徊不前！”他劝朋友放弃走门路、钻营权势的老路，干脆回到家乡种地为生，用“介洁静和”四个字为人生画上句号。这种血性让同样落榜的杜甫显得有些逊色。 元结生活在唐代，却被很多人低估了他作为一位改革者的作用。他在战场上和笔端都有着卓越的表现：一方面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击退叛军；另一方面用笔头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改革理念。 商余山是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之一。从商余山到长安的这段旅程也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经历。 在《二风诗》中，元结左手造出了五个“好帝王”——仁帝、慈帝、劳王、正王、理王；右手又造出了五个“坏帝王”——荒王、乱王、虐王、惑王、伤王。接着他把两组帝王放在一起对比：好的勤政爱民，坏的暴虐无道。 这样的文章读起来就像是一部穿越版的《封神演义》，其实是用道德手术刀对当时的社会进行解剖分析。随后他又编造了二十个国家：方国、圆国、言国、相乳国、无手国……男杀父、女杀母、兄弟相害、子孙被诛……这些怪力乱神的外壳下藏着的是对当时伪薄浇漓世风的直接批判。 南宋洪迈骂他“悖理害教”，却忘记了元结正是用最离经叛道的方式来守护儒家礼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