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现代化进程中，南京毗卢寺作为民国时期的“首都首刹”，与近代佛教改革先驱太虚大师结下深厚因缘。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古刹，因供奉毗卢遮那佛而得名，并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佛教革新的重要据点。历史资料显示，1910年，21岁的太虚大师在南京求学期间首次到访毗卢寺，向谛闲法师请益《梵网经》，由此开启与该寺的长期法缘。两年后，在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太虚大师选择以毗卢寺为中国佛教协进会筹备处，所拟会章宣言获得南京临时政府备案。尽管正式成立大会后来因故改址，但该尝试已成为中国佛教组织化改革的重要开端。1928年是太虚大师与毗卢寺关系更加深的关键节点。他出任住持后，在寺内开讲《佛陀学纲》，系统阐释“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等革新主张，并提出现实主义、平等主义等四项核心观点，被后世学者视为近代佛学思想的一次重要推进。同年，他又以毗卢寺为联络处启动“世界佛学院建设计划”，展现推动佛教走向国际化的视野。1931年中国佛教会迁址事件，进一步凸显毗卢寺的地位。在太虚与仁山等佛教界人士推动下，这一全国性佛教组织总部由上海迁至南京毗卢寺，使该寺在当时事实上成为民国佛教的重要行政枢纽。档案记载，1936年在此召开的理监事联席会议，对全国佛教事务的协调产生了持续影响。抗战胜利后的1946至1948年间，毗卢寺仍是重要活动场所。太虚大师在此主持多项宗教仪式，并以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驻地为依托，向媒体介绍战后佛教振兴计划。这一阶段的实践，也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其“人生佛教”理念的落地路径。历史学者认为，毗卢寺之所以成为佛教改革重镇，与其位于民国首都南京的区位条件密切涉及的。南京作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为太虚大师整合资源、传播新思想提供了现实平台；而毗卢寺自身的宗教传统与相对完备的设施，也为讲学、会议及各类佛事活动提供了基础保障。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太虚大师在毗卢寺三十余年的活动轨迹，折射了中国佛教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他在组织建设、理论创新与人才培养各上的探索，不仅重塑了民国时期的佛教生态，也为当代汉传佛教的发展留下了重要基础。
从早年求学听讲，到筹建组织、讲学弘法，再到全国性机构集聚与学术规划推进，太虚大师与南京毗卢寺的互动，映照出近代中国佛教在社会转型压力下寻求自我更新的努力。保护与阐释这段历史，关键不在于罗列轶事，而在于从中理解传统文化如何在时代变化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并在制度与思想层面持续回应现实需求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