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湖北的潘某某一家6人来到广州，落脚在华林街。到了2月21日，他们因为发热就诊被确诊。当时负责流调的吴文哲正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放射防护所上班，2月17日接到通知后被抽调到了荔湾区疾控中心。他觉得做流行病学调查就像破案，会去仔细拼接14天里所有的足迹。华林街这个聚集性病例，他参与了全程，发现这家人曾跟一名同车厢的高铁确诊者密接过。为了找出那28天里的所有接触者，他和同事们把电话打到“奔溃”，终于锁定了数十名密接人员。 3月5日，越秀南路的炸鸡店老板林某也确诊了。吴文哲那段时间经常看视频监控当线索，比如那个炸鸡店老板娘和外卖员不戴口罩的时候，他就会截屏给公安辨认。通过这种方式，他从几百个外卖员中捞到了密接者。起初他主要负责电话流调和写报告，第三个病例开始后熟能生巧，两三个小时就能搞定一份高质量的报告。 随着境外输入增多，语言成了大难题。吴文哲的手机里存着很多暗号照片，见到外国人就比划照片确认去过哪里。遇到只收现金没有支付记录的情况，他只能靠聊天、比对和询问来拼凑轨迹。有次去隔离病房流调时护目镜松了眼镜掉了，他冲出去消毒戴好后又回去继续问。他觉得危险肯定有，但比起市民安全个人安危不算什么。 吴文哲的妻子也在荔湾区疾控中心工作。疫情后两人被安排错峰上班，一个在家带娃一个去前线。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他主动挑了最累的流调组工作。每天清晨孩子没醒两人就出门了，深夜孩子睡了他们才拖着疲惫回家。凌晨两点那次他干脆通宵不去了实在喘不过气。 电话流调结束后若发现密接或高风险场所就得穿防护服进现场做“五小时呼吸极限”工作。第一小时还好到了第五小时就会想哭。结束后立刻回酒店消毒写报告常忙到凌晨三四点。为了让病人也喘口气他会先整理出初稿等对方休息后再补充细节。 等疫情结束后吴文哲最想做三件事：摘掉口罩和老婆孩子去公园晒太阳；吃顿不用穿防护服的大餐；睡个不用被电话吵醒的自然醒。等摘下口罩那天他想把憋了半年的笑声一次性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