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越来越受关注，居民身份证所承载的信息安全问题也引发社会讨论；全国政协委员熊水龙近日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应修订现行居民身份证法及有关法规，取消在实体身份证上印刷公民详细住址，从制度层面降低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目前，我国居民身份证制度将公民详细住址作为必要信息直接印在卡面上。该设计在制度建立初期便于管理，但随着社会环境与信息技术变化，风险逐渐显现。熊水龙指出，住址一旦泄露，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诈骗、盗窃等违法犯罪，对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直接威胁。 更需要关注的是，现实中在许多非必要场景里，公民被要求出示或填写带有住址信息的身份证件。无论酒店入住登记、网络平台注册，还是各类商业活动中的身份核验，身份证都被频繁使用，导致住址等敏感信息被大量机构收集、存储。一些机构信息管理不严，使住址信息面临被非法获取、倒卖和滥用的风险。 从法律角度看，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确立“最小必要”原则，但在具体执行中仍存在薄弱环节。部分商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在收集个人信息时超出实际需求，过度索取隐私信息。身份证上印刷的详细住址，在客观上降低了过度收集的门槛。 针对上述问题，熊水龙提出系统性建议。首先，修订居民身份证法及相关法规，取消实体卡面印刷住址的强制要求。住址信息可保留在公安机关内部数据库中，在确有必要时通过授权查询获取，兼顾管理需求与信息安全。 其次，应明确规定商业机构和社会组织收集个人信息必须严格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对缺乏法律依据或实际必要性的情形，不得强制收集公民精确住址信息。相应机构应加强监管执法，对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依法查处。 此外，熊水龙还建议调整法律文书中个人信息的记载方式。法院判决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可不再要求记载当事人详细住址，仅保留姓名、身份证号等足以准确识别身份的信息，以减少公开环节对隐私的不必要暴露，同时保障司法文书的规范性与准确性。 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身份证件设计中更强调隐私保护，通过技术手段在身份核验与信息最小化之间取得平衡。我国推进身份证制度改革时，可结合本国实际吸收相关做法，探索更合理的制度安排。
在信息化进程中，便利与安全如何兼顾始终是关键问题。取消身份证住址印刷的建议，不只是卡面信息的调整，更说明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回应。下一步还需法律规则与技术手段联合推进，完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让公众在享受数字化服务的同时，减少隐私暴露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