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那会儿起，复旦大学中文系就开始大规模地搞方言调查了，盛益民当时还只是个学生呢。他2008年在浙江庆元县发现的那个“桸”字，跟郭璞《方言注》里的说法居然对上了，这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其实复旦大学搞方言田野调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到了陶寰老师那一代就成了惯例。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像匡一龙这样的00后学生也加入进来了。匡一龙住在上海，为了调查经常跑湖州，他说每次去都像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陶寰老师以前条件艰苦的时候去过黄山，住在老乡家里；盛益民老师也说过以前在村里等班车的辛苦日子。现在交通方便了，可方言反而消失得更快。他们觉得得赶紧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不能让它们没了。这次复旦的师生又出发了，坐着高铁去安徽黄山那边搞研究。这种调查可不是随便逛逛，是几十年来的一种责任和使命。从八十年代算起，他们已经跑了二十多年了。寒暑假的时候都不闲着，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以前的调查积累了好多报告和论文，还拿到了不少国家项目的支持。匡一龙是本科阶段就开始在浙江湖州做调查的，每次都要往返十几次。他学会了养蚕和种地这些事儿，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每次记到新东西都特别高兴。盛益民觉得田野调查是最好的课堂，能让学生学到很多系统的方法。比如一个“布”字就不能光记读音，还得知道它有多少种花样和怎么织出来的。一本调查字表能引出上万个本地词汇。陶寰老师鼓励学生们别偷懒（用吴语说就是“勿要卸肩胛”），要把接力棒传下去。从85后教授到00后学子都在干这件事。他们的工作就是抢救文化遗产，把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给夯实了。这不仅仅是学科的实践，更是几代人共同谱写的曲子。在时代变迁中守护乡音文脉，是他们的责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