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教室里，薛定谔把量子力学的思维抛进了生物世界。他问了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问题：生命是什么？这个演讲后来成了书，就是我们知道的《生命是什么？》。薛定谔用物理学的语言给生命下了定义：染色体纤维是一种非周期性晶体。他不用“分子”，因为当时分子还没法承载那么复杂的信息。薛定谔觉得，生物里的化学反应越来越复杂，已经很接近这种非周期性晶体了。但他也明白，这种结构怎么抵抗热运动、怎么在每一代保持稳定，还是个谜。 大约在这个时候，化学家鲍林和佩鲁茨正在研究分子的稳定性。他们读了薛定谔的书后，指出了问题：生命的独特性不在于晶体结构，而在于编码是怎么实现的。鲍林直接说，分子结构能编码一套密码没什么稀奇，真正难的是怎么实现这个编码。佩鲁茨还吐槽，为什么非要叫非周期性晶体，直接叫聚合物不就行了？他们觉得薛定谔把生物学简化成了热力学游戏，忽略了分子层面的化学反应。 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宇宙总熵只会增加。薛定谔却假设生命体能从环境中抽取负熵来维持自己。鲍林直接反击说负熵对生物学没有好处。他觉得细胞不是制冷机，真正让它运转的是化学反应不断重写程序。 这两位化学家指出物理和生物学之间缺少化学这个关键环节。如果把DNA比作蓝图，那化学键就是砌墙的砖瓦和灰浆。没有这些砖瓦，蓝图就是废纸。好在1987年都柏林三一学院纪念薛定谔百年的时候，化学家们接过了接力棒。诺贝尔奖得主Feringa谈化学的未来，Yonath和张锋等CRISPR先锋聚焦分子机器。他们用实验证明了分子才是生命的主角。 75年过去了，《生命是什么？》不只是跨界宣言了，它像镜子一样照见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互相促进的过程。这个问题告诉我们：单靠一门学科回答不了“生命是什么”这个终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