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法律的起源一直是法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近期发表的研究，从复仇行为的理性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入手，为理解该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研究指出，复仇不同于一时冲动的报复，其关键在于滞后性与计划性。历史材料显示，弱者常以长期筹划实现复仇目标，例如春秋时期伍子胥对楚的反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灭吴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背后，反映的是在力量对比悬殊时，延后行动、积蓄资源的理性选择：当个体难以立刻对抗强者，等待时机并增强实力往往更具可行性。随着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群体因素介入后，复仇行为出现两种相反的演化方向。一上，为阻断报复的连锁反应，加害方可能诉诸更极端的“斩草除根”，如《赵氏孤儿》中屠岸贾对赵氏满门的屠杀；另一方面，复仇风险也会倒逼群体建立内部约束机制。《史记》所载吴楚边境冲突表明，若缺乏有效管控，个体矛盾可能升级为群体对抗甚至灭国之战，这类风险促使首领加强纪律与秩序。研究继续强调，当个体将复仇权利让渡给集体，社会便迈向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东海龙王为敖丙之死寻求集体裁决的故事，形象呈现了从私力救济走向公力救济的过程。研究者认为，这种权利的集中与裁决机制，构成现代法律体系的早期形态，其作用在于通过制度安排降低社会冲突与治理成本。该研究对当代法治建设也有现实启示。在利益多元、矛盾交织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依靠制度设计更有效地化解冲突，避免滑向“以暴制暴”的循环，仍需持续探索。从历史视角看，法治文明的进步，正体现在对复仇冲动的引导、吸纳与转化。
从早期的复仇冲动到现代法治的形成，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演进。此过程提示我们，法律的生命力不只在于条文是否完备，更在于能否回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基本期待。理解法律制度的历史来路，有助于把握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新时代继续完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让法治更稳定、可预期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