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增长动能趋弱、贸易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推进世界经济再平衡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切。3月23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表示，即将谋划的“十五五”规划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意义在于方向性意义，也有助于以中国的确定性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预期，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 问题：全球经济失衡加深，增长与分配矛盾交织 郑永年指出，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讨论长期存在分歧。一种较为传统的看法认为，并不存在抽象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全球失衡主要来自各经济体内部的结构性失衡，例如生产与消费、投资与储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不匹配。该观点强调“内循环”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改善国内结构实现更可持续的增长。 原因：将“自给自足式均衡”作为答案并不现实 郑永年认为——上述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若将其推演为“各国实现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即可达成均衡”，则会忽视国际分工与要素流动的客观规律。若跨境投资与国际贸易显著收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将面临效率下降、成本上升与技术扩散放缓，世界经济可能从“失衡”走向“停滞”。从历史经验看，开放合作带来的规模效应、竞争效应与创新扩散，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以封闭替代合作，不仅难以化解矛盾，还可能放大风险。 影响：地缘政治冲突与经济失衡相互强化，外溢风险上升 郑永年表示，当下地缘政治冲突与世界经济失衡存在一定关联。经济失衡易引发国内政治压力与外部摩擦，进而加剧保护主义与阵营化倾向；反过来，冲突与对抗又会通过能源、粮食、航运、金融预期等渠道冲击全球供给与需求，形成负反馈循环。国际社会在“安全焦虑”上升背景下，更需要能够提供增长动能、合作平台与稳定预期的政策与实践。 对策：以中国式现代化“开源”思路推动内外兼顾的再平衡 郑永年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在于对内追求共同富裕、对外倡导共同发展与共同现代化，其核心取向可概括为“开源”。他认为，中国在推进自身现代化进程中积累的产业能力、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人才与技术优势，应当在开放合作中转化为更多国家发展机会。“发展起来后，把自己爬上去的‘梯子’递出去”，通过互利合作扩大各方发展的增量空间，而不是在存量中零和博弈。 围绕“十五五”规划，郑永年提出，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国内目标设定与政策协同，也体现在向外界释放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发展信号。通过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扩大制度型开放合作，中国有条件在全球增长乏力时期提供更强的需求牵引与投资合作空间。同时，推动更高质量的民生改善与更均衡的收入分配，有助于扩大内需、优化经济结构，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生产—消费—创新”的良性循环，为全球再平衡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前景：以确定性对冲不确定性，合作仍是全球再平衡的关键路径 与会人士认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不可能依靠单一经济体完成，也不能通过“去全球化”的方式简单实现。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仍将面临增长分化、技术竞合、绿色转型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越是在不确定性上升时，越需要主要经济体坚持开放合作方向，推动规则对接、市场联通与发展成果共享。在这个过程中，“十五五”规划的谋划与实施，或将成为观察中国如何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带动更广泛合作、促进全球稳定增长的重要窗口。
世界经济再平衡需要高质量开放和可持续增长机制，而非封闭自守。"十五五"规划展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也为全球寻找新的增长共识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