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与气候治理压力叠加，能源转型走到关键路口；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传统产业投资回报走弱、供应链调整加速、能源价格波动加剧等挑战。同时，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减排约束趋严，国际社会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共识不断扩大。论坛期间发布的《绿色经济增长的首席执行官指南》指出，绿色经济已成长为约5万亿美元规模的市场，成为继科技行业之后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这个趋势下，如何以更稳定、更经济、更可持续的方式获取能源，成为各国政策与企业决策的共同命题。围绕这一命题也出现杂音：少数国家将他国在新能源领域的领先视作“威胁”，对涉及的产业抹黑甚至设置壁垒，并鼓吹增加油气开采和使用。事实表明，逆势而行只会抬升转型成本与风险，错过结构升级的窗口期。 原因：新能源加速崛起并非偶然，背后是技术迭代、规模效应与制度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可再生能源技术持续突破带动度电成本下行，从大容量风电机组到高效晶硅电池、钙钛矿等新路线，多技术并进推动效率提升与制造成本下降。其次，产业链协同与规模化生产形成“降成本—扩应用—再降成本”的正循环，使新能源在更多地区成为更具经济性的选择。再次，能源安全与产业安全诉求上升，促使各国寻求更可控、更分散的能源供给结构，降低对单一资源与单一路径的依赖。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竞争叙事，一些国家将产业竞争包装为安全议题，试图以舆论与政策手段放慢转型节奏，但难以改变全球能源投资结构性转向的方向。数据显示，当前全球约三分之二的能源投资正流向清洁能源，且以新能源为主，这一趋势具有长期性。 影响：新能源扩张正在重塑全球减排格局、产业结构与增长模式。减排上，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与国际合作带来可观环境效益。“十四五”期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帮助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据估算，中国对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实现碳减排的贡献度超过四成。能源普惠方面，中国与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相关项目与产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地区用电难、用电贵等问题，提升了能源可及性与稳定性。产业带动上，新能源正成为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牵引：一座新能源汽车工厂可带动高端材料、功率器件、智能芯片、软件算法、车联网服务等多环节协同；一座光伏电站建设可带动建材、物流、施工、运维等产业链条，形成就业与税收增量。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新一轮能源转型不只是能源品类替代，更可能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和要素配置方式调整，孕育新的生产力形态。 对策：把握绿色转型机遇，需要在开放合作中完善规则，在系统推进中提升韧性。其一，推进更高水平的绿色合作。以项目合作、技术共研、标准对接为抓手，增强跨境绿色供应链稳定性，推动清洁能源技术更广泛可及，避免将能源转型政治化、工具化。其二，强化系统性能源能力建设。新能源占比提升要求同步补齐储能、智能电网、灵活性调峰等关键环节，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提高电力系统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消纳与调度能力。其三，推动创新驱动与成本持续下降。支持企业在高效电池、先进风机、长时储能、氢能等方向持续攻关，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以规模化应用带动技术迭代。其四，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与市场机制。通过碳市场、绿色金融、长期电力合同等工具，引导资本流向高效、低碳、可持续领域，同时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反对以“安全”“公平”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前景：新能源有望成为未来较长时期全球增长最具确定性的赛道之一。论坛期间，针对外界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误解，有企业负责人提出，新能源是面向全球构建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生产力工具，其价值不止于产品贸易，更在于为经济社会运行提供新的底层支撑。纵观人类历史，能源利用方式变革往往伴随生产力跃升：从薪柴到煤炭，从石油与电力到今天的可再生能源与新型电力系统，每一次转型都深刻影响工业形态与社会结构。与以往主要追求更强能量与更高效率不同，本轮转型更强调可持续性，突出在资源约束与气候挑战下实现增长与减排协同。同时，这也是一场系统性、数字化的变革：可再生能源、新型储能、智能电网等技术集群加速融合，带动能源网络化配置与精细化管理，推动更多国家发展高附加值制造业、数字经济与面向未来的新产业。可以预期，随着技术进步、成本继续下探以及规则体系逐步完善，新能源将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能。
面对气候变化此全球性挑战，新能源发展已不仅是技术或经济议题，更是关乎人类未来的战略选择。中国以开放合作推动绿色转型，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全球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唯有加强协作，才能共同推动绿色转型取得更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