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咱们老家那个年代，要说过日子离不开的东西，还得说是水。小时候我记得最清楚，清晨天刚蒙蒙亮，我爸就把扁担挑起两只大木桶，直奔河边。虽然他个头不高，但百十斤的担子挑起来还真有几分气势，一路走得挺快。肩上的绳子勒得肩膀都红了，那一道道印痕就像是盖在我们童年课本上的印戳。要把一缸水挑满，通常得跑四五趟，每走一步踩在晨雾里都特别响。 后来上游修了工厂，河水被染黑了。没办法，我爸只好把挑水的地点换到村口的公用水井去。这条路比河边远多了，井水也更咸。那时候我跟哥哥年纪还小，接过扁担没多久，肩膀就被绳子勒得生疼。可只要看到缸里的水面慢慢涨上来，心里就觉得亮堂堂的，那些血痕和水渍混在一起，成了我少年时最珍贵的记忆。 平时我爸侍弄水缸挺仔细的。他会先把旧水舀干净，把缸歪到一边半躺着。然后用炊帚蘸水洗三遍，直到没有一丝浑浊为止。最后还要把缸抱起来把剩下的底水倒掉，那层黑臭的水他说叫“死蛤蜊”味儿，一滴都不能留。洗干净的缸壁泛着冷光，看着跟刚被月光吻过似的。 一到霜降前后，妈妈就开始腌咸菜了。她把晒蔫的白菜一层层码进陶缸里撒盐压实。妈妈踩菜挺讲究的：踩轻了不入味，踩重了容易烂。她经常在盐疙瘩上皱眉头却不说疼。等到卤水渗出来了，我爸就会压上石板盖上盖子。每次翻缸的时候最累了，妈妈搬石头、舀卤水、重新排菜，双手都被盐水泡得又红又肿。她不让我们靠近说会烂手烂衣裳，但总是把最脆生的咸菜留给我们下饭。 九十年代初村里通了自来水后就彻底变样了。白色的水管立起来没多久我爸就在门口安上了龙头。“哗”一声响泉水就自己灌进了陶缸里。那个瞬间这口缸算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肩挑变成自流，从浑浊变清甜，从腌咸菜变成餐桌上的白开水。我爸关掉老井不用了，妈妈也把压菜石收起来了——他们放下的不仅是扁担还有一代人对水的执念。 现在我在外面离家老远偶尔想起那口老缸：它装过河水、井水、咸菜、还有月光和童年；也装过父亲佝偻的背影、母亲皲裂的双手还有我们肩头火辣辣的扁担印。那一缸水就像是一枚被岁月磨亮的纽扣别在记忆的衣襟上轻轻一碰就溅起半生的烟火与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