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近期有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要求本国科技创新企业允许军方不受限制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另外，美方针对委内瑞拉、伊朗等议题的军事行动与有关部署中大量使用智能化工具，引发国际社会对战争伦理、决策边界与责任归属的持续担忧。围绕相关情况，中方在北京作出回应，强调人工智能进入军事领域必须有明确边界与规则，不能成为突破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工具箱”。 原因：蒋斌指出，人工智能具备高速处理、自动识别、预测分析等能力，一旦在军事体系中被无限制嵌入并与作战指挥链条深度耦合，容易形成“以效率替代判断、以算法稀释责任”的倾向。其深层原因在于，个别国家试图以技术代差巩固军事优势，将智能化能力外溢为对外施压甚至干预他国内政的手段；同时，商业技术向军事领域快速转化，在缺乏透明规则与外部约束情况下，可能推动相关方追求“可用即用、先用再说”的路径，进而放大误判与对抗风险。 影响：蒋斌表示，不加限制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将人工智能作为侵犯他国主权的工具，让人工智能过度影响战争决策，让算法掌控人的生杀大权，不仅会侵蚀战争应有的伦理底线与责任约束，也可能造成技术失控与不可预测后果。其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上：一是伦理与法理风险上升。若关键杀伤决策由系统自动完成，责任主体模糊，既不利于战场态势降温，也可能冲击国际人道法所强调的区分原则、比例原则与必要预防。二是安全困境加剧。缺乏规则的智能化竞赛将引发连锁反应，促使相关国家被动投入对抗式研发，形成“你追我赶”的军备螺旋。三是误判与失控概率增加。智能系统可能受数据偏差、对抗攻击、通信中断等因素影响，导致识别错误、目标误选、链路误触发，一旦叠加危机情境，容易触发非意图升级，增大地区冲突外溢风险。 对策：针对上述风险，中方明确提出应遵循“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原则，并强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必须坚持由人主导。蒋斌表示，中方反对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优势谋求绝对军事霸权，反对以技术手段损害他国主权和领土安全。在治理路径上，中方主张同各国一道推进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进程，加强风险预防与管控，推动形成兼顾安全、发展与伦理的国际共识。具体而言，应推进规则讨论与透明对话，明确军事人工智能的使用边界、责任框架与审查机制；强化人类对关键决策的可控性与可追溯性，确保关键环节“人在回路、人在环上”；建立风险评估与事故通报机制，减少因误判、误用导致的危机外溢；同时鼓励技术向善与防护能力建设，防范系统被滥用、被操纵或被攻击带来的连带后果。 前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迅速，军民融合应用边界更趋复杂，国际社会对“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等议题的讨论不断深化。多边治理能否形成有效约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智能化时代的安全形态走向。可以预见，围绕标准制定、规则解释与责任分配的国际博弈仍将持续，但越是在技术加速期，越需要各方坚持底线思维与共同安全理念，通过对话与规则减少不确定性。中方强调的“由人主导”与多边治理方向，旨在推动技术进步与安全稳定相协调，避免把全球安全置于无序竞赛之中。
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取决于人类的引导和规范。中国国防部的表态表明，在新兴技术的应用上，坚守伦理底线、维护国际秩序、推动多边合作是大国的责任。当前是人工智能治理的关键时期，各国的选择将深刻影响未来安全格局。只有通过对话与合作，才能确保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文明进步，而非成为霸权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