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凤翔出土的唐代墓志铭中，“得钱只了还书铺”的诗句，勾勒出千年前的阅读生活。中唐诗人杨巨源出身寒门，却用俸禄偿还借书欠账；晚唐皮日休变卖农具购置典籍；书法家吕向趁卖药走街串巷之机遍览群书——这些细节映照出当时独特的阅读生态。研究者指出，受造纸术推广有限、书籍流通不便等条件制约，古人仍通过“以书易物”“流动阅读”等方式拓展读书路径，形成了“带经而锄，巷闻书声”的文化景象。宋代被视为古代阅读推广的典范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军中不释卷”的实践，推动了“宰相须用读书人”等制度安排。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官方通过设立崇文院、完善图书刊刻等举措，带动民间出现“吴越闽蜀，人知挟册”的局面。更有一点是，宋代士人阅读已不止于功利取向：欧阳修“终日在几案”的自得其乐，朱熹“为做人非为做官”的价值追求，成为穿越时代的精神坐标。清代则把阅读纳入国家治理框架。故宫博物院现存档案显示，皇子教育实行“五鼓入书房”的严格制度，每日诵读时长可达12小时。该做法争议不小，但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康乾时期“御制文集超百卷”等文化成果。同时，统治者通过绘制吉服读书像、编纂《四库全书》等方式，将阅读深入符号化，并纳入国家文化布局。当前我国全民阅读工作面临新挑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本，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鉴于此，《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施行被视为重要一步。中国出版研究院专家认为，古人经验至少带来三点启示：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建立分级阅读体系、培育非功利阅读文化，是建设书香社会的关键支点。同时也需避免照搬历史做法，例如清代偏机械化的诵读方式就难以适配现代教育规律。
从唐人书肆到宋代书声，从家贫而笃学到制度化督学，历史一再表明：阅读的兴盛，既离不开个人兴趣，也取决于公共供给与社会协同。今天，全民阅读进入制度化推进阶段，更需要把“让书更可及、让人更愿读、让读更有用”落到实处，在持续推进中把阅读转化为社会的长期能力与国家的深层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