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望，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共同承担解放大西南的任务；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军区政委，贺龙任第三书记兼军区司令员，两人由此展开了十余年的紧密协作。在解放成都的战役中，邓小平主动将进驻成都的荣誉让给贺龙率领的第十八兵团。此决定既反映了邓小平的整体考量，也加深了两人的战友情谊。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民族构成复杂、经济基础薄弱，建设工作面临多重困难。邓小平与贺龙配合推进土地改革与经济恢复，同时把民族团结摆在重要位置。1950年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到访重庆时，邓小平见贺龙患有高血压，主动替其挡酒，这一细节折射出两人之间超越工作关系的个人情谊。 在推动西南体育事业上，两人也表现出较强的前瞻意识。1951年全国篮排球比赛中西南代表队成绩不理想后，邓小平与贺龙随即着手组建专业体育队伍，创办新中国第一支专业体工队——“西南体工队”，为此后国家体育事业发展探索了路径、积累了经验。1952年邓小平调任中央后，亲自推荐贺龙出任首任国家体委主任，再次体现了对战友能力的认可与信任。 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随着政治运动升级，中央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批判。在多次生活会上，面对不断加码的“上纲上线”，贺龙选择沉默以对。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种不随波逐流的态度难能可贵。史料记载，贺龙曾私下表示“我上不了纲”，既是对极端做法的含蓄拒斥，也体现了一位老革命家的政治定力。
从西南解放到建设实践，再到政治生态骤变下的克制态度，这段历史提示人们：推进事业离不开协作，但协作必须以原则为基础；政治生活需要热情，更需要边界与规则。只有在尊重事实、遵循程序、依托制度的轨道上形成稳定预期，才能尽可能降低个人命运与国家进程波动带来的冲击，把更确定的发展留给人民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