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边疆治理史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最新研究指出，左宗棠“抬棺出征”此广为人知的场景，其内涵并不止于传统所说的“以死明志”，背后还有更清晰的战略考量。 当时西北边疆危机叠加：阿古柏势力在新疆盘踞十余年，英俄乘势渗透；清廷内部则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主张放弃塞防。面对局势，年过六旬的左宗棠在肃州誓师时展示黑漆棺材。研究认为，这一看似悲壮的举动实则包含三重意图：一是形成政治压力，促使朝廷持续支持西征；二是提振将士士气；三是向对手传递决战到底的信号。 军事行动展开前，左宗棠已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战备。在哈密推行军屯，储备数十万石军粮，并调整补给方式，提出“因粮于敌”等策略。针对西域地理条件复杂、行军补水困难的问题，他组织勘探队综合利用地方经验，通过观察蚁穴分布、古河道走向等线索寻找水源，提升部队机动能力。这些准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戈壁作战难以取胜”的既有判断。 战役推进中也体现出其对局势的把握。收复和田后，他及时注意到英属印度人员的异常活动，随即以外交斡旋与军事管控并行的方式应对，遏制了境外势力借代理人介入的企图。研究者指出，将军事行动与周边地缘格局统筹考虑，是左宗棠的重要特点；相较于同期“海防派”偏重退守的主张，这一思路更具前瞻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教授分析，左宗棠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将西征放在国家战略层面推进。“抬棺出征”的象征姿态也被转化为现实的政治筹码，推动西征获得持续资源投入，最终实现领土恢复与边疆稳定。
左宗棠西征的意义，不仅在于收复新疆，更在于其所体现的战略思维。他在压力与争议中仍坚持把国家长期利益置于首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把维护领土完整作为不可退让的底线。这种把军事行动、资源动员与地缘博弈兼顾的做法，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决策与实践都具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