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多由“黄河中心论”主导；传统文献与早期考古发现普遍将黄河流域视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甚至唯一源头。从《史记》到《竹书纪年》，上古史叙事多围绕中原展开；1921年仰韶文化的发现、1928年殷墟的发掘，以及1959年二里头遗址的认定，也在不断强化此认知。学界一度普遍认为，夏商周三代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则处于文明发展的外围。
从良渚到陶寺、从石峁到二里头，考古发现持续提示我们：文明并非在单一点位同时起跑，而是在多个区域的长期互动中逐步形成。以更开放、更严谨的证据观重读中华文明起源，并不是削弱中原的重要性，而是让“何以中国”的回答更接近历史本相，也为今天的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提供更扎实的学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