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癌症负担与“看病能力”短板并存。
当前，恶性肿瘤已成为威胁群众健康的重要疾病类别之一。
实践表明，部分肿瘤一旦进入中晚期，不仅治疗周期长、费用高、预后差，也更容易对家庭财务造成冲击，引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
与此同时，医疗人才培养与评价体系中仍存在“重论文、轻临床”的倾向，一些年轻医生科研训练较充分，但临床实战经验相对不足，影响诊疗规范化与患者获得感。
原因——筛查可及性不足与评价导向偏差相互叠加。
于金明指出，癌症防控的“关口”在于筛查和早诊早治。
对肺癌、乳腺癌、肝癌、宫颈癌、甲状腺癌等高发且相对具备筛查条件的肿瘤而言，越早发现越能以更低成本获得更好疗效，但现实中筛查的覆盖面、可负担性仍有提升空间。
部分群众尤其是基层和农村地区人群，在费用顾虑、健康意识、服务可及性等因素影响下，往往错过最佳窗口期。
在人才培养方面，他结合临床观察认为，一些医学生在关键阶段被考研、论文、实验等任务挤压了临床训练时间，进入岗位后容易出现“理论与技能脱节”。
评价体系若过度依赖论文数量、课题指标，而对临床能力的权重不足，可能导致培养路径与岗位需求不匹配。
影响——早筛早治关系民生福祉，临床导向决定医疗质量。
于金明强调，规范诊疗的重要性在现实案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曾有患者被基层医院判断为肺癌晚期、失去手术机会，后经复核被考虑为良性结节性病变。
类似经历折射出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基层诊疗能力与规范化水平仍需加强；二是早期筛查与分层诊疗若能更加普及，可减少误判与延误，降低患者心理负担与经济压力。
从宏观层面看，将筛查前移能够减少晚期病例比例，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缓解“大病集中、费用集中”的系统性压力；而以临床能力为核心导向的人才评价，有助于推动医生把更多精力投入患者管理、诊断思维与操作技能训练，最终提升医疗质量与安全。
对策——推进筛查支付机制与人才评价改革协同发力。
围绕筛查支付问题，于金明建议对高发且筛查可行的肿瘤先行试点，逐步探索纳入医保支持范围，并构建“政府支持、医保分担、商业保险补充、个人合理承担”的多元支付机制，形成可持续的综合筛查体系。
他认为，常规体检与规范筛查能够在更早阶段发现病变，使治疗更及时、疗效更好、费用更可控、痛苦更小。
围绕人才培养与评价，他呼吁把临床工作实践作为职称评定和人才晋升的核心依据，形成以临床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评价导向。
具体而言，应更加重视接诊数量与质量、病例管理能力、规范诊疗执行、疑难病例处置、团队协作与继续教育等指标，推动医学生和年轻医生在真实场景中积累能力，避免“会写论文却不会看病”的倾向。
前景——从“治已病”向“防未病”延伸，从“指标评价”向“能力评价”转型。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肿瘤防控将更强调关口前移、分层筛查与全周期健康管理。
筛查项目的规范化推广、支付体系的精细化设计、基层诊疗能力的持续提升，将共同决定政策落地的广度与成效。
在医学人才方面，围绕临床能力建立更科学的培养与评价体系，有利于形成“能上手、会判断、敢负责、守规范”的医生队伍，也有助于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更高效地下沉与流动。
下一步，如何在不同地区根据疾病谱特征、经济承受能力和医疗服务供给水平，稳妥推进试点、评估效果、逐步推广，将成为政策实施的关键。
医疗改革关乎亿万群众生命健康与社会公平正义。
于金明院士的建议既聚焦"治已病"的当下难题，更谋划"治未病"的长远布局，体现了新时代医疗卫生工作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型。
当医保防线前移与人才评价改革形成合力，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将真正筑牢人民健康的坚实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