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矛盾点多面广，易由“小纠纷”演变为“硬诉讼”。
相邻关系、排除妨害等纠纷常发生在村居日常生活与生产边界上，涉及宅基地使用、道路通行、排水采光、噪音气味、树木遮挡等具体利益，若缺少及时沟通与专业引导，往往会从口角争执升级为长期对立，进而引发诉讼，增加群众时间成本与治理成本，也考验基层组织协调能力与法治供给水平。
原因——从“末端裁判”转向“前端治理”，关键在机制与力量下沉。
顺义区“无讼”村居建设自2023年启动后，逐步形成以党建引领为统筹、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综合治理路径。
一方面，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深化诉调对接，畅通非诉解纷渠道，把更多矛盾引导至调解、协商、释法等环节解决；另一方面，建立“一镇街一庭长、一村居一法官”精准对接机制，把司法服务延伸到村居“最末梢”，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法律咨询、纠纷评估与风险提示。
与此同时，围绕农村土地承包、宅基地确权、违规合同清理等涉农重点领域，司法力量提前介入、主动释法，推动规则明晰、程序规范，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偏差引发的争议。
依托常态化沟通和风险研判，一些矛盾在尚未固化之前即得到妥善处理，为“零发生”提供了制度支撑。
影响——诉讼增量得到有效遏制，基层治理呈现“减压增效”。
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顺义区相邻关系等重点纠纷类型收案同比下降9.29%，而2025年22个“无讼”村居实现相邻关系、排除妨害等重点案件“零发生”，并带动其他案件“零增长”。
从治理效应看，案件下降并非简单的“少告状”，而是在更早环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一方面减少群众因诉讼往返、取证举证、执行兑现带来的负担；另一方面让基层组织把更多精力投向公共服务、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形成“少纠纷—更协同—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更重要的是，通过工作指引、典型案例发布、巡回审判与普法课堂等方式，依法理性解决矛盾的观念在村居更易落地，社会预期更稳定，规则意识更清晰。
对策——以“抓前端、治未病”为导向，构建可复制的多元共治体系。
顺义区在推进“无讼”村居建设中，突出三项做法：其一，常态排查与分级处置并重，依托村居自治基础开展纠纷隐患筛查，形成发现、研判、处置、回访的闭环；其二，线上线下联动回应司法需求，既方便群众反映问题，也提升处置效率；其三，强化基层调处能力建设，联动人民调解组织、村居干部、乡贤等“关键群体”，推动镇、村两级调解力量进驻法院调解平台并开展针对性培训。
2024年以来，法官深入村居、现场办公和参与调解700余件次，既提升了调处专业性，也增强了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可感可及。
与此同时，将文明乡风、良好家风融入治理实践，以德润心、以法定分，降低矛盾对抗性，为基层和谐奠定社会基础。
前景——从“示范引领”走向“常态长效”，仍需在规范化、数字化与协同化上持续加力。
随着城乡融合推进与农村产权关系调整，涉农纠纷类型可能更趋多样，部分矛盾具有隐蔽性、专业性和长期性。
下一步，应在保持司法服务下沉的同时，进一步完善风险预警与数据分析机制，提升对高频纠纷的预判能力；加强对土地、宅基地、建设施工等重点领域的规则宣讲与合规指导，减少“事后补救”；推动调解、行政处理与司法确认等衔接更顺畅，形成“一次化解、源头止纷”的稳定机制。
通过持续凝聚社会各方解纷合力，“无讼”村居建设有望从个案成效转化为制度优势，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可复制的经验。
顺义区"无讼"村居建设的成功实践表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转变思路、创新方式。
从被动应对诉讼到主动预防纠纷，从单纯依靠司法手段到多元共治，从事后处理到事前介入，这一系列转变体现了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发展方向。
随着这一模式的不断完善和推广，相信会有更多地方找到适合自身的矛盾化解之路，让人民群众在共建共治共享中获得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