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德元年，也就是1004年，辽国大军压境，寇准力排众议，把宋真宗赵恒请到了澶渊前线，最终促成了“澶渊之盟”，给中原换来了几十年的和平。他这一回的表现，让他“忠正善断”的名声传遍了史书。不过，历史总有些复杂的地方藏在光鲜的背后。从景德五年，也就是1008年，一直到天禧三年，也就是1019年，发生了“天书进献”的事儿，这成了寇准政治生涯里一个复杂的教训。 景德五年正月，真宗说他梦见神人送来“天书”，接着在承天门找到了一卷黄帛写的东西。这写的内容刚好能说明赵宋统治是合法的。这下好了，全国都开始往朝廷送吉祥的玩意儿，这种风气持续了十多年。到了天禧三年，巡检朱能和宦官周怀政合伙在乾祐山伪造了一份“天书”。真宗因为有人拦着不太愿意继续搞这一套，周怀政就给真宗出主意：“除了寇准谁也不相信这东西，如果让他献上天书，大家肯定就服了。”这就把一直很耿直的寇准逼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面对真宗的暗示还有他女婿王曙的劝说，寇准一开始是坚决拒绝的。他的门生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自己有病先调到外地去是上策；直接在朝堂上揭穿是中策；最后才是自己把天书献上去是下策。但是寇准一直待在权力中心，最后他还是带着天书去见了真宗。真宗很高兴，立刻让他当了宰相兼吏部尚书。后来的历史学家都觉得这是寇准这辈子最大的错处，不仅坏了他的名声，还让他卷进了争权夺利的斗争里。当时有个叫魏野的隐士写诗讽刺他，寇准回了一首诗《赠魏野处士》，诗里有一句“人间名利走尘埃”，看得出他心里挺后悔的。 “天书事件”可不是个孤立的事儿。从真宗那个时候开始，北宋的皇帝就喜欢用祥瑞、封禅、盖宫殿这些办法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搞出了一套“神道设教”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寇准这种向来刚直的大臣也很难完全不被这种风气带偏。这事儿也反映出了几个问题：一是皇权变大了以后把官员的独立人格给冲没了；二是做大事的时候制度管不住；三是读书当官的人在坚守正道和服从皇帝命令之间很难平衡。 寇准这次进退两难的事儿表面上是他个人选错了路，但其实是制度环境和人性弱点凑到一块儿了。他在打仗的时候能扛住压力有担当，在政治诱惑面前又妥协了这两边的反差很大。这告诉我们几点：第一得有个好制度来管住当官的；第二评价历史人物得看两面；第三权力运行中得防着大家一起犯糊涂。历史上的寇准因为澶渊之战立了大功形象高大，又因为乾祐献书变复杂了。这个能做大事的名臣在当时的环境下做的违心决定成了后人看北宋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不是为了简单地说人好坏，而是想弄清楚权力、制度和人之间是怎么互动的从而吸取教训明白“公忠体国、清正自守”的道理。《宋史》上早就说了：“贤者不免于过，惟明者能改之。”现在我们全面依法治国的时候再看寇准的故事还是很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