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础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课堂“脱离生活”的痛点仍待破解。近年来，围绕减负提质、核心素养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等任务，学校教育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评价导向上不断调整。但在一些地区和学校，教学仍偏向知识灌输，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机会不足；社会资源与学校教育衔接不顺，劳动教育、科学教育、思政教育等实践环节容易流于形式。如何让学习回到生活、让成长发生在行动中，成为教育改革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原因——现实变化对教育提出新要求，传统路径难以完全适配。一上，社会节奏加快、信息来源更为多元，学生的学习场景早已突破校园边界；学校若仍以封闭课堂为中心，容易造成知识与经验脱节。另一方面，升学压力和单一评价惯性仍在，部分教学活动在“分数指挥棒”影响下更看结果、轻过程，挤压了探究、体验与合作的空间。同时，校内外资源统筹能力不足、教师开展实践化教学的能力参差不齐，也影响课程改革落地见效。 影响——回归生活与实践，将重塑育人方式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教育与生活脱节，容易让学生出现“会做题不会做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创新意识、劳动观念与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也会受限。相反，把学习放进真实任务、把课堂延伸到社会现场，有助于学生形成可迁移的能力结构，增强问题意识、实践能力与合作精神，也有利于学校在复杂信息环境中发挥价值引导作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 对策——以陶行知思想为源头，推动“生活·实践”教育体系化落地。陶行知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我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学界在系统梳理其理论与实践遗产的基础上，提出面向当代的“生活·实践”教育思路，强调在继承中创新，在课堂、课程与评价层面形成更可操作的路径。 其一，在课程与课堂层面，突出“生活即学习”的取向。把学生的日常经验、校园事件与社区情境转化为学习资源，引导学生从真实问题出发开展探究。例如，科学课可以从消费小票、能源使用、环境变化等身边现象切入，培养数据意识与实验能力；体育、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可结合班级活动、社团项目和校园文化建设，形成“体验—反思—改进”的闭环，避免停留在说教或展示。 其二，在资源与场域层面，推动“社会即课堂”的联通。教育与社会同频，并不等于简单“放开”，关键在于学校对资源的筛选、组织与课程化能力。围绕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公共卫生、城市治理等现实议题，可与博物馆、科技馆、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等建立稳定合作机制，形成可持续的校外实践课程。同时，学校要在信息多元背景下强化价值引领与规则教育，既拓展学生视野，也守住育人底线。 其三，在教学方式层面，落实“实践即教学”的要求，让“做”成为学习的核心环节。通过项目化学习、实验探究、劳动任务与综合实践活动，把“教、学、做”有机结合：教师提供方法示范与关键支架，学生在分工合作中完成任务，在复盘总结中形成概念与能力。低年级侧重生活技能与习惯养成，高年级侧重跨学科整合与真实问题解决，逐步提升学习的复杂度与开放度。 其四，在改革推进层面，形成“示范带动+制度保障”实施机制。可在区域层面建设一批“生活·实践”教育示范校，围绕校园空间改造、课程群建设、校本教研与家校社协同等探索可复制经验，用真实场景回答“如何落地”。同时，加强教师培训与教研支撑，提升教师设计情境、组织实践和开展过程评价的专业能力，避免改革停留在口号层面。 其五，在评价体系层面，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与过程性记录。推动评价从单一分数导向转向能力导向、发展导向，将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的表现纳入可追踪档案，关注学习力、实践力、自主力、合作力与创造力等关键能力的成长轨迹，并与新课程要求、学业质量标准衔接。评价更科学，教学才能更有方向，改革也更容易形成合力。 前景——在政策窗口期推动系统集成，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当前，“双减”持续深化，新课程方案稳步实施，科学教育、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不断加强，为“生活·实践”教育提供了现实基础。下一步，关键在于加强学理与政策衔接，明确课程实施与资源配置的边界和标准；在区域层面建立合力推进机制，推动从“点上试验”走向“面上应用”；在国家层面持续完善评价与保障制度，让改革从经验推动转向制度推动。随着示范经验扩散与评价机制优化，更多学校有望把“真实生活”转化为育人优势，把“实践活动”转化为学习质量提升的抓手。
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到今天的“生活·实践”教育，中国教育思想在传承中不断发展。正如周洪宇教授所言，教育应回归生活本真，培养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全面发展的人。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上，这个植根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的教育理论，将为深化教育改革、提升育人质量提供持续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