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心血管疾病长期负担沉重，早期识别仍是薄弱环节。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涵盖冠心病、缺血性卒中等，是全球主要死亡与致残原因之一。现实中，不少人仍将心血管病视为“中老年问题”，年轻阶段的风险评估与干预相对不足，导致部分高危人群症状出现前缺少针对性管理。如何更早识别高风险个体、把防控关口前移，成为公共卫生与临床实践共同关注的问题。 原因——大样本跨国研究显示，“家族史效应”存在明显年龄梯度。由南方科技大学顾东风院士团队牵头的国际合作研究，联合中国China-PAR前瞻性队列与英国UK Biobank队列数据，纳入超过50万名成年人。研究通过标准化问卷收集一级亲属（父母、兄弟姐妹）冠心病或卒中史，并在随访中记录ASCVD事件发生；中国队列随访中位时间约4.6年，英国队列约11.8年。为提高结论可靠性，统计分析控制了吸烟、饮酒、体力活动、血压、血脂、糖尿病等潜在混杂因素，以检验家族史在不同人群与生活方式背景下的独立影响。 影响——家族史显著提高总体风险，对年轻人影响更明显。研究在中英两国人群中得到一致结论：与无家族史者相比，有家族史个体的ASCVD发生风险总体上升，增幅约20%至40%；当一级亲属患病人数增加（如两名及以上）时，风险继续升高，提示家族史不仅是“补充信息”，也反映遗传易感性与共同环境暴露的重要线索。更需要指出，这种关联呈现清晰的年龄依赖性——在45岁以下人群中最强，随年龄增长逐渐减弱，在60岁及以上人群中其独立预测作用明显下降。也就是说，家族史更能提示“是否更早发病”：在同等年龄下，家族史阳性人群更可能提前进入事件高发阶段，而到高龄阶段，两类人群差异趋于缩小。 对策——将家族史纳入更细致的分层评估，把筛查与干预前移至年轻人群。研究同时提示，家族史并非“一个答案”。与父母患病史相比，兄弟姐妹患病史对ASCVD风险的指向更强，这个现象在不同国家人群中同样存在，可能与更接近的遗传背景、更相似的早期生活环境及共同生活方式有关。基于此，健康管理与临床评估可从三上着力：一是将家族史作为青年与中青年风险评估的“必问项”，不仅问有无家族史，还应明确亲属类型、疾病种类与患病人数；二是对家族史阳性且合并血压或血脂异常、肥胖、吸烟等因素者，尽早开展血压血脂监测、生活方式干预与个体化管理，避免风险在无症状期持续累积；三是在公共卫生层面加强面向家庭的健康教育，推动以家庭为单位的控盐控油、体重管理与运动干预，并提升对胸痛、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等早期信号的识别能力。 前景——指南与服务体系或需进一步强化“生命周期管理”。研究团队提出，家族史效应随年龄变化可能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部分高遗传风险者在较年轻时更早发病，形成“选择性生存”；家族史阳性者也可能因风险意识更强而更早采取健康行为，从而部分抵消后续风险；同时，老年人对家族病史的回忆误差增加也可能影响估计。这些机制提示，心血管风险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生命周期动态演变。未来在临床指南与慢病管理服务中，若能引入更明确的年龄分层策略，强化对青年高危人群的筛查与随访，并探索将家族史与生物指标、影像学、多组学信息结合的综合评估工具，有望提高预防的精准性与可及性。
心血管病防控的关键，不只在于投入多少资源，更在于何时介入风险管理。跨国大样本研究提示，家族史在青年期具有更突出的风险提示价值，为公共卫生策略提供了明确信号：将筛查与干预关口前移，把家族史这项“低成本、高价值”的信息用得更细、更准，才能在疾病尚未发展之前减少未来发病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