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地下水超采带来多重风险。
甘肃地处西北内陆，降水稀少、蒸发强烈，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部分地区长期依赖地下水支撑农业灌溉和产业发展，叠加旱情频发和用水需求增长，地下水位下降、生态用水挤占、河湖湿地补给不足等问题在一些流域和绿洲边缘区域较为突出。
地下水一旦持续超采，不仅会引发生态退化、地面沉降等隐患，也会削弱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安全底盘。
原因——供需矛盾叠加管理短板。
甘肃地下水超采的成因既有自然禀赋制约，也有发展方式带来的刚性需求。
一方面，河西走廊等地区农业比重较高，灌溉方式不够集约时，用水强度容易抬升；另一方面，部分区域地表水调蓄和配置能力有限，地下水成为“应急水”“补缺水”。
与此同时，过去在取水计量、井群管理、超采区动态评估等环节存在精细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导致治理措施难以及时落到地块、落实到井口。
影响——从“水位账”到“发展账”的连锁效应。
地下水位持续下行将推高取水成本、增加农业生产风险，影响粮食和特色农产品稳定供给；生态层面，地下水对河湖湿地补给减少，可能加剧荒漠化扩展与生境破碎；社会层面，水资源矛盾容易在干旱年份集中暴露，影响民生用水保障与产业稳定运行。
因此，治理地下水超采不仅是水利领域的“技术题”，更是牵动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综合题”。
对策——制度约束、资金杠杆与工程措施协同发力。
针对超采治理“难在落地”的痛点，甘肃突出以规则立起来、以数据硬起来、以项目实起来的思路推进综合治理。
一是强化“双控”硬约束。
甘肃严格落实取水总量控制与地下水位管控指标，将地下水水位降幅等关键指标纳入相关地区重点工作评价体系，推动地方政府把治理成效作为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二是用财政机制形成“奖优罚劣”的导向。
通过将治理成效与财政资金分配挂钩，对地下水位下降严重地区扣减专项资金并统筹用于超采治理，促使资源配置向治理主动、措施有力、成效明显的地区倾斜，增强地方推动节水与压采的内生动力。
三是建立监测协同与数据共享机制。
通过统一发布监测数据、按季度通报水位变化，把“看得见的水位变化”转化为“可追责的工作结果”，以透明数据倒逼措施落实到末端，减少管理盲区和执行偏差。
四是以项目为抓手压减开采量、优化配置。
近三年实施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地下水治理项目37个，累计压减地下水开采量5600万立方米；2025年计划实施10个治理项目。
张掖、武威等地建设“港湾式泵池”等600余座，通过地表水置换地下水、优化供水路径，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减少对地下水的依赖。
五是聚焦重点流域实施“组合拳”。
在石羊河流域，甘肃出台专项治理方案，2025年将实施轮作休耕35.26万亩、推广高效节水农业357.16万亩、关闭机井379眼，推动从“多取水保产量”向“少用水提效益”转变。
河西地区推进“水地”共管，酒泉市整治不合理灌溉耕地近11万亩，带动地下水位止跌回升，体现出以用水方式变革促水位恢复的治理逻辑。
前景——从阶段性见效迈向常态化治理。
当前，甘肃地下水超采治理已呈现由“点上突破”向“面上巩固”的趋势：超采区数量减少、黄河流域严重超采区清零，释放出治理措施有效的信号。
下一步，治理能否持续巩固，关键在于三方面：一是继续完善取水计量与井口监管，推动压采从项目化走向制度化；二是加快农业节水增效与种植结构优化，使节水成为可持续的产业选择；三是提升地表水调蓄、输配水与非常规水利用能力，形成多水源互补格局，降低对地下水的长期依赖。
随着“四水四定”原则更深层次嵌入规划建设、产业布局和城镇发展，地下水资源保护有望从“治理超采”进一步转向“系统管水、科学用水”。
甘肃省的地下水超采治理实践表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零和博弈。
通过科学规划、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完全可以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这一案例为我国其他干旱地区破解水资源困局提供了有益借鉴，也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