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我在上海。我们就跟上海车打个比方，当时有一批来自法国的捐款，通过上海给我们送来了。这笔钱是国际工人组织给的，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不过，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没完全放弃反共，他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提议，还答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他的部队还是在制造摩擦。 所以，把这笔钱给我们运到西安，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央决定让毛泽民、钱之光、危拱之还有钱希均负责这件事。这个时期最主要的困难是把来自法国的捐款给换成国民党法币，还要把这个钱安全地运回西安。 当时我们这个部队在长征之后急需扩军，缺弹药和药品还有经费。我们不能指望蒋介石那边了，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所以，所有的外来捐款都必须要经过南京临时政府才能送到我们手里。如果不通过南京临时政府的话，就会被没收。 危拱之和钱希均就扮成国民党高级军官太太或者阔商太太的样子去装钱。她们有时会把捐款藏在皮箱下面或者用高级衣料把它包起来带着走。有时也会假扮成香客去拜佛，然后把包好的钞票藏在香、烛还有纸钱里带着走。 为了避免在西安火车站被敌人检查，她们还跟叶剑英、林伯渠还有陈赓这些领导联系好了。每次她们出发之前就会给八路军办事处发密电，然后叶剑英、林伯渠和陈赓就拿着代表证去火车站接她们。 那时候上海到西安的路面很差劲，火车颠簸得厉害。火车开得特别慢，还老是无缘无故地停车。危拱之跟钱希均有时候得半个月或一个星期才能往返一次。 因为那个时候上海车运输条件太差了，每次出发之前都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有一次她们在上海车站买票刚出来，就有几个人跑上来搭讪说要去西安的话就住他们家旅馆。这几个人话还没说完就被危拱之给骂走了。 后来了解到这件事是因为上海沙厂罢工了，国民党反动派怕工人串联闹事就派特务便衣到处侦查打听情况。幸亏危拱之警惕性高及时改变行期才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偏偏在这个时候危拱之的肚子上长了个罕见的肿瘤，同志们劝她赶紧去看病住院动手术恢复身体再工作。但她硬是坚持完成了这段任务才去医院动手术和治疗的。 没过几天她伤口还没好利落就出院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和钱希均一起继续负责兑换和运送捐款的任务。 有一次她们在上海车站买票刚出来又被几个人盯上了还想拉拢她们去住旅馆住宿这些话没说完就被骂走了。 这次事情过后让我更加明白当时在上海运送这笔来自法国的捐款给我们是多么不容易又多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