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那年头，1937年，日本鬼子在北平的卢沟桥打响了炮声，文藻跟我就从北平一路往南跑，先去了云南蒙自，后来又搬到重庆歌乐山落脚。文藻在城里忙东忙西搞研究，我就在半山腰竹林子里躲着，听那轰隆隆的轰炸机响得吓人。白天我就写写稿子换点钱糊口，晚上没事就泡上一杯福建乡亲送来的茉莉香片，这可是父亲生前最爱的茶。水也不烧开，茶也不泡浓，可我喝着就是有一股家的味道。煤油灯上的烟冒出来，就像在替我那过世的祖父点一炷香似的。这以后不管走到哪儿，我都忘不了那股淡淡的香味。我才发现，其实喝茶不一定非得是什么必需品，它就是能把日子过得有点诗意的那艘偷渡船。 再往前推些年，29岁那年我嫁给了文藻，我们俩在客厅里摆着一套周作人先生送的日本茶具。那套茶具白底青花的，配着竹柄小壶和四个带盖小盅，看着挺素雅的。不过壶里装的还是那冰凉的白开水，因为我俩都不爱喝茶。直到有一回闻一多、梁实秋两位老师到家里做客，闻一多老师看我们没准备茶水就问了一句：“你们家连茶都不给客人喝？”这话一出来，把我们俩的面子都给丢尽了。那一晚我们俩赶紧烧水、泡茶、斟茶招待客人。烟雾缭绕中，我们俩总算学会了待客的第一声问候。 再早些时候我23岁去了美国念书。在那儿矿泉水永远是冰镇的，我家的茶壶早就被丢进抽屉里没人理了。等到后来我把祖父留下的喝茶习惯带到了美国，才发现这玩意儿跟在美国根本没法比。在那边矿泉水才是主角。 这一切都是从我小时候开始的。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总爱泡茶喝。他的盖碗里茶叶多得堆成了小山似的，倒进去热水一冲颜色就跟墨水一样黑，喝起来又苦又涩。我学着他的样子先倒了大半杯开水进去，再兑一点他喝剩的“老茶汤”。颜色变浅黄了些苦味也被水稀释了不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茶这东西既不是诗也不是酒更不是花，它只是一个用来止渴的仪式罢了。 以前长辈们轮番上阵想把“才女”这两个字硬塞到我手里。祖父教我拉风琴、舅舅教我下棋、美术老师教我画画写字画画颜料之类的玩意儿。结果琴键没摸热乎儿棋盘也没摆平整酒杯沾一下就晕得不行花盆倒是开花了就是没结果实唯一坚持下来的大概就是“欣赏花”这一点——别人送个花篮给我我转手再送出去好像完成一场无声的接力比赛似的。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意思，“琴棋书画诗酒花”在诗里写得挺风雅可对我来说这些就像隔着玻璃的月亮看得见却摸不着。祖父和舅舅他们轮番上阵想把“才女”这两个字塞给我结果琴键没摸热乎儿棋盘没摆平酒杯抿一口就晕花盆只开花不结果唯一坚持下来的大概就是欣赏花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