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北京搬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有一天想起给应锦襄先生写了封信。她只回了三个字：“北京有点喧嚣”。这三个字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但我觉得好像她帮我把那个环境的嘈杂挡在了外面。 我还想起在南京，我正为该去杭州还是去金陵发愁的时候，她给我寄来了信笺，上面写着：“南京底蕴厚些”。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把我定在了南京的秦淮河畔。后来有三年的时光，我和她通过书信交流，我写的长篇大论，她回的只有简短的几句。我记得很清楚，我每次提到画睡莲还是画梧桐的时候，她总会把这些话折起来放进抽屉里留着。 暑假回厦门的时候，她送给我四个字：“专心治史”，还特地叮嘱我别丢了油画。于是我就没去参加那些当代艺术的热闹派对，而是跟着苏天赐先生一起学起了油画。我家里挂在客厅正对大门的那幅小画，现在早就泛黄了，可我舍不得换下来。它就像一枚暗扣，把我和白城的夜晚紧紧地缝在了一起。 其实我第一次去白城的时候，完全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吸引住了。当时是我主修的“中西文论比较”的同学带我去的厦门大学东侧，那个叫白城的地方。那里是一排不起眼的教师宿舍，看起来很像一枚被海水反复冲刷过的贝壳，外面看着朴素，里面却藏着最柔软的沙。穿过一条斑马线就能把校园里的喧嚣甩在身后，脚下踩着细如面粉的白沙。海浪一层一层地涌过来，把天空和地平线都揉成了同一种颜色。 应先生的家就在白城的最东头。她的客厅不大，但摆满了书和花。窗子敞开着海风把纸页吹得哗哗响，像是在提前欢迎每一位访客。那天去的不止我们三个人，还有从北京和上海赶来的学者。大家从《文心雕龙》的“神思”聊到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误”，接着又回到《红楼梦》的译介版本上。应先生就像一位不疲倦的月老一样，把不同时间、不同语言的人匆忙地联系在一起。 我悄悄地观察着她笑起来眼角的细纹里都盛着光芒。从那以后白城就成了我的“第二课堂”。有时候刚坐下门铃又响了，客人一波接一波；有时候运气好能拥有整个下午的时光——那是我最奢侈的“独处”时刻。我把攒了很久的问题像倒粮食一样全倒给了她：关于比较文学的伦理边界、关于女性书写如何穿越意识形态等等。她听得很认真偶尔插两句嘴，更愿意让我自己先跑远一点再把我拉回来。 我瞒着本校的导师频繁去她家直到有一天他淡淡地问我是不是常去应老师家？我坦然承认了这件事。导师也没再追问下去只是聊起了两人一起参加留学遴选的往事——原来早在三十年前他们就在清华园的灯火下排队交论文了。那一晚我反而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地去白城更自在了一些。 临近毕业的时候我鼓足勇气把应先生写进了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名单里导师点了点头说“去吧她值得”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被允许“私奔”到更广阔的学术天地去了。 那个年代学术成果多得不得了可她却主动和名利场保持距离政治运动来了她就守在书桌前流言四起的时候她用一句“学问自有山海”就把喧嚣挡在了门外我后来才明白所谓自尊自爱自强不是喊口号而是把每一天都活成一座孤岛也要让岛上有书有海还有星光。 博士毕业以后我去了清华园两年后我打算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时候又给应先生写了封信说“我打算留下”她还是淡淡地回了句“北京有点喧嚣”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却像是替我关上了门似的。 2010 年初秋的一天我因公回到厦门坐车经过白城夕阳把沙滩染成了橘红色我忽然想起了那扇铁门后面的坐垫茶壶和海风——可只是匆匆看了一眼以为时间不够充裕以为应该郑重其事地去告别结果世事难料那一眼竟然成了永别第二年春天末应先生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我经常想人与人之间最奢侈的缘分莫过于师生关系它不需要寒暄客套也不需要功利交换只要你在路上就好她留给我的不是金玉良言也不是热泪盈眶的告别仪式而是一颗种子：爱己爱人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就再也不敢轻慢“老师”这两个字再也不敢把学术当炫耀的盔甲只希望能像她那样把学问活成一条河把自己活成河边的灯塔照耀着后来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