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天，围场县的土路上扬起一阵烟尘。齐达榜紧握缰绳，粗糙的指节都被握得泛白了。他盯着前面佝偻着背挑柴的任芳伍，心里觉得一股怒火直往上冲。齐达榜脑子里反复想着“凭什么”这三个字。他坐了十八年牢，头发都花白了。他知道自己当年跟着人打过劫，该。可眼前这个老头手上沾满了五名师级干部和二十多条人命，通缉令上还挂着他的头像。凭什么他能改名换姓，藏在一个破农场里混日子？齐达榜那天的心理活动没有记录下来，但你可以想象，一个刚出狱的人面对昔日的“大哥”会是怎样的心情？是暗自高兴还是觉得世道不公？我赌后者。齐达榜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要坐牢，咱俩一块儿去。他没做其他多余的事，直接去找农场保卫科。他把任芳伍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这比直接拿刀砍了他还要狠。因为他把选择权给了保卫科。任芳伍在1970年3月24日被抓住了。任芳伍这个隐藏了二十一年的老匪首，最终在这个日子里结束了他的生命。很多人认为这个故事是正义的胜利或者道德的教化。要我说，不是。齐达榜的举报不是什么高尚的救赎，而是同归于尽式的举报。他已经烂泥般了，但绝不允许别人过好日子。齐达榜和任芳伍都被时代的车轮碾碎了。一个决定掀桌子把另一个安稳的晚年也给砸了。最讽刺的是推动这一切的不是法律或正义的力量，而是齐达榜心里不平衡。没人关心齐达榜后来怎么样了。历史只给我们看结果：一个手上沾血的人用合法手段把另一个更坏人送上了刑场。你说这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人性阴暗面当了一回历史清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