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历史未尽之责与现实安全风险叠加 3月26日，由多领域人士组成的中国民间代表团东京参议院会馆与日方代表举行对话；与以往部分交流低调进行不同，此次中方明确主张过程公开，有关对话要点及日方书面答复将面向社会发布，接受舆论与历史检验。代表团成员涵盖抗战史实维护、战争受害者家属与调查研究者等，围绕侵略战争责任与遗留问题提出多项核心关切，包括对“反省”与“道歉”的界定、对细菌战等严重罪行的事实承认与资料公开、遗留化学武器处置进展、被掠夺文物返还等，要求日方以明确、可核验的方式回应。 几乎同一时间，日本防卫部门宣布在熊本、静冈等地部署新型导弹系统，其中部分型号被外界解读为具备更强的远程打击与突防能力。历史问题尚未得到应有正视，现实中却出现强化攻击性军力建设的动作，两条线索交织，使周边国家对日本安全政策走向与地区战略稳定的担忧深入上升。 原因——“专守防卫”表述与能力建设之间出现偏离 战后日本以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作为对外安全承诺的重要基础。然而近年来，日本在安保政策、军力结构和作战概念上持续调整，呈现由以防御为主向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倾斜的趋势。其背景既有国内政治推动因素，也与外部同盟机制牵引有关。国际局势复杂演变的环境下，个别势力借安全焦虑推动军备扩张，倾向以“威胁叙事”制造政策突破口，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扩大军事预算、强化前沿部署寻求合理化解释。 另外，历史问题迟迟未能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形成稳定共识，一些消解侵略性质、淡化战争责任的言行时有出现。这种在历史认知上摇摆、在军事能力上加速扩张的组合，易放大周边国家的不信任感，并削弱地区构建安全互信的基础。 影响——加剧误判风险，冲击地区战略平衡与互信 从地区安全角度看，远程导弹等能力一旦成建制部署，客观上将延伸打击范围，改变力量结构与危机管理节奏，增加误判与摩擦外溢风险。军事能力越强调“先发制人”或“反击范围外推”，危机情境下的升级压力越大，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也越难供给。 从政治与舆论层面看，在历史问题上缺乏真诚与行动，却在军事上频频“突破”，势必引发更广泛的警惕。历史记忆不仅关乎道义与正义，也与现实安全紧密相连。对侵略历史的态度，往往是判断一国战略意图的重要窗口。若不能以负责任方式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却推动具明显攻击属性的能力建设，将使“和平国家”形象受到反噬。 此外，日本在核材料管理等议题上的长期敏感性也更易被重新放大。国际社会普遍主张核不扩散与严格监管，任何可能引发联想的政策动向都应以更高透明度与更强约束机制回应关切，以避免区域安全风险累积。 对策——坚持历史正义与安全底线，依法依规维护国家利益 中方在相关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停止以各种借口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反对制造阵营对抗与军备竞赛。 在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上，中方将依据国内法律法规与国际通行做法，对涉及国家安全、履行防扩散等义务的两用物项实施严格管理。两用物项既可用于民用，也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或敏感项目。对其进行规范出口、强化审查与合规要求，是许多国家的常规做法，目的在于防范风险外溢，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相关措施坚持依法依规、精准实施，既维护正当贸易秩序，也对可能危害安全的用途保持必要约束。 前景——回到对话与克制，才是降低风险的现实路径 面向未来，中日关系改善与地区稳定需要两条底线同时成立：一是历史问题上应有清晰态度与切实行动，以负责任方式回应受害者关切，推动问题在法理与道义层面得到更可持续的处理；二是安全政策上应坚持防御性定位与透明克制，避免以能力扩张制造新的安全困境。 现实表明，任何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上的做法，最终都难以获得真正安全。以对话替代对抗、以合作替代零和，才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也更契合日本自身长期福祉。
当远程导弹的阴影与历史伤痕在同一时空叠加，东亚正面临和平与发展道路的严峻考验。中方在坚守底线的同时，始终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无论是东京会议桌上的八项追问，还是国际贸易规则中的精准反制，都传递出清晰信号：唯有正视历史、尊重邻国安全关切，才能真正打开地区持久稳定的未来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