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初，明王朝的海洋实践显示出复杂而矛盾的面貌。现有史料显示，明朝在东南亚至印度洋一带设置了十余个宣慰司；永乐年间铸造的信符在印度阿萨姆地区出土，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中国对南亚次大陆的政治影响。郑和舰队七次下西洋，规模在当时堪称空前：约28000名官兵、200余艘宝船，比哥伦布船队早近一个世纪。
明代的“向海”与“禁海”留下两重遗产：一方面，远航与互市让中国更早进入世界交流网络，展现了文明互动与贸易往来的推动力；另一方面，治理成本、制度惯性与安全焦虑也可能让机会窗口迅速关闭。历史提示我们，开放不是一时的姿态，而是一项需要制度安排、民生支撑与风险管理共同托底的长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