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那天，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彭裕超，还有独立记者、巴尔干研究中心研究员柏琳，以及译者、北外讲师欧阳子仪，大家聚到了一起。这回是作家出版社给他们搞了个《抓住兔子》的研讨会。这书是波黑文学奖得主巴斯塔希奇写的，讲的是萨拉和蕾拉这两个波黑女人的故事，挺有意思，也挺有深度。 彭裕超说，作者用了两条线写，一边是两人在路上开车赶路，一边是回忆过去那些破碎的记忆，这么一交错，历史就被拉扯起来了。他特别提到萨拉和蕾拉关系的变化，这可不光光是感情上的事，其实是在讲战后波黑不同民族之间的裂痕。这种写法跟以前那种全是大男人打仗的书不一样，是从女人的视角来写的。 柏琳觉得“寻找失踪者”这条线挺复杂的。表面上看是在找那个叫阿尔明的穆斯林青年，其实深层是在找大家心里那种被撕裂的自我认同。她还说到了“离开者”和“消失者”的对比，这正好反映了两种不一样的命运：一个是主动走了还能慢慢适应新文化，另一个就彻底没影儿了。 欧阳子仪从传播的角度分析了那个“兔子”的意象。她觉得兔子既象征生命很脆弱容易没了，又代表在战争环境里好不容易才有的一点希望。她查了资料说现在波黑还有7000多个战争失踪者没找到呢，这事儿一直在那里悬着，影响着当地人的心理。 大家都觉得这书里有三重矛盾：民族认同跟个人价值的冲突、创伤记忆跟现在生活的撕扯、还有写作上离散和本土的问题。彭裕超就说作者巴斯塔希奇本人的经历挺特别，他生于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家庭，长大在波黑，现在住在塞尔维亚。这种有多个身份的视角让他写的东西很有穿透力。 除了聊书的内容，这次会还专门讲了巴尔干文学在中国怎么传播。柏琳觉得中国读者看这本书不光能了解那边的历史创伤，还能想到咱们人类共同面对的战争反思和记忆传承的事儿。欧阳子仪也说中波两国虽然离得远，但都经历过打仗重建这些事儿，情感结构上有共同点。 这个研讨会用读文本和看历史的方法展示了文学是怎么当记忆载体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交流不光让中国学界更了解巴尔干地区，还给咱们思考战争遗产、身份建构这些人类的大问题提供了好例子。正如学者说的那样，当那只兔子穿过国界跑去了，它带着的不光是个人的故事，更是一个时代记忆的密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