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43年冬，齐国都城临淄发生一起震动列国的宫廷变故。完成“九合诸侯”后，春秋首霸齐桓公病逝，但由于诸子争夺继承权，其遗体被弃置宫中六十七日，直至腐坏生蛆。这个极端事件，成为观察古代权力交接机制的典型案例。史料显示，齐桓公晚年有三大执政失误：其一，管仲去世后再次起用易牙等佞幸之臣；其二，未能确立具约束力的继承制度；其三，临终前反复更换储君人选。上述决策使其身后局势迅速失控，五位公子各立党羽，宫廷混战持续两个多月。政治学者认为，这一事件暴露出三层深层问题：首先，在人治格局下，权力过渡高度依赖统治者个人判断，容错空间极小；其次，缺乏制度化安排，导致权力难以平稳交接；最后，既得利益集团介入，会显著放大政权更迭的风险。齐国虽以“尊王攘夷”奠定霸业，但在制度建设上明显滞后。历史教训对现代治理也有启示。管仲在世时推行“四民分业”等改革，证明强国之道在于先稳根基；而齐桓公后期偏离这一思路，更倚重对外扩张，最终出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急转直下。当代治理尤需以制度规范权力运行，使其不因个人意志而失序，避免重演历史中的剧烈震荡。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春秋诸侯国普遍面临类似困境。《左传》记载，齐桓公之后，晋、楚等国也多次因继承问题引发动荡。正是在反复的代价之下，战国时期各国逐步确立嫡长子继承等规范，折射出制度演进的历史逻辑。
齐桓公的结局之所以令人叹惋，不只在于一代霸主的个人遭际，更在于它以极端方式提醒后人：治理成败往往不取决于一时功业多么耀眼，而取决于权力能否被制度约束、政策能否延续、内部能否保持清明与团结；把“身后事”纳入“身前政”，让规则胜过私意、让体系胜过个人，才能把一时之盛转化为长久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