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找人难、找钱难”长期制约胜诉权益兑现；执行工作直接关系当事人合法权益能否落地。现实中，被执行人隐匿行踪、转移财产、拖延履行等情况并不少见，申请人常遇到“线索不明、财产难查、变现周期长”等难题，一些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仍可能陷入拉锯，影响司法公信和市场交易秩序。 原因——执行链条长、资源分散与协同不足叠加。执行难不是单一环节的问题：一方面，财产信息分散多个部门和平台，传统人工排查费时费力；另一上，执行涉及查控、拘传拘留、腾退交付、财产处置等多项强制措施，对快速响应和安全保障要求高；此外，部分纠纷诉讼前后缺少有效分流和化解机制，案件集中涌入执行端，系统压力随之加大。如何把“末端兑现”的压力向前传导，在更早阶段化解矛盾，成为破题关键。 影响——执行效率提升带动社会诚信与治理效能同步增强。芗城区人民法院的探索把群众感受作为衡量标准，将“财产清单”“时间清单”理念融入办理全过程，通过明确告知与节点管理，减少不必要的等待，提高权利兑现的可预期性。该院2019年在全省率先开通“0596-2900110”执行接警热线，实行“执行员+司法警察”双岗值守，对拘传、拘留、扣车、强制腾房等事项提供全天候快速响应。热线运行以来累计接收群众线索1万余条，查封房产、车辆、设备612宗，拘传、拘留被执行人498人次，为及时控制财产、形成震慑提供支撑。实践表明，执行响应速度提升后，逃避执行空间随之收缩，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导向更清晰。 对策——以“双中心”重塑流程、前移治理、强化监督，形成“集约快执+多元共治+规范管理”闭环。今年3月挂牌运行的“执行服务中心”，以窗口集成方式将立案、查询、悬赏、保全、收付、监督等事项串联成链，推动执行服务从“多头跑、反复问”转向“一次办、明白办”。当事人到院即可通过查询窗口和自助设备了解承办法官信息、财产查控情况和办理进度，减少往返与沟通成本，提升程序透明度。 在“执源治理中心”上，芗城法院突出执行源头治理，牵头推动检察、公安、司法行政、金融、自然资源等单位以及媒体协同参与，形成“对外联动、对内协同”的工作格局。通过公安、交通枢纽数据以及通信信息等平台协同比对，提高对被执行人行踪和线索研判的精准度；依托电视、电子屏及新媒体等渠道开展多维曝光，提高失信成本，压缩规避空间；同时，地方财政以专项资金购买社会服务、补充执行辅助力量，并完善执法记录仪、防护装备等保障，提升执行规范化与安全性。数据显示，2022年该院促成执源和解案件1562件，和解率22.3%，并带动同比收案下降0.87%，部分矛盾进入强制执行前就得到化解，体现出“前端减量、末端提速”的综合效果。 在规范运行上，芗城法院将关键流程节点接入智慧执行系统，实现全程留痕、实时可查；对复杂案件案款从收取到发放设置审批、公示、反馈等多道关口，降低廉政风险和管理风险，防止选择性执行、消极执行等问题。同时，通过业绩公示、轮岗交流与先进典型带动，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为执行质效稳步提升提供人力支撑。 前景——从“单兵突进”迈向“系统治理”，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可复制经验。执行工作既是司法权威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芗城法院的实践显示，执行服务标准化、治理链条前移、外部协同机制化，并用信息化手段强化监督，能够提高执行质效与群众满意度。下一步，随着跨部门数据共享更顺畅、社会力量参与更规范、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机制更完善，执行治理有望从“解决个案”深入走向“预防纠纷、促进守信”的长效格局，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与营商环境优化注入更强法治动力。
芗城法院的实践表明，破解执行难需要从末端处置转向源头防控，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协同共治。这种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并进的模式，既重塑了执行权运行方式，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司法领域落地提供了可借鉴路径。随着这项改革入选福建自贸区法治创新案例，其经验有望在更大范围推广，释放更强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