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张国刚以前跟人聊起《资治通鉴》，总觉得这本书虽然写的是历史上的大道理，但它在讲的那些书里的故事，才是真让人琢磨不透。它把读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得特别透彻。不是说你书读得多就牛，也不是看你有多忙没空读，关键得看你有没有诚心，能不能从书里悟出点道理，把这些道理用到生活里去。要不然就是白读了。你看那些在历史上干成大事的人，哪一个不是把读书当成了骨子里的习惯？哪怕是当上皇帝了、打仗打得焦头烂额，手里也没放下书。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当年孙权劝吕蒙读书那档子事。建安年间那会儿，官渡大战刚打完没几年，才18岁的孙权就接过了江东的大旗。他里面靠着周瑜、程普这些老臣稳局势，外面又提拔吕蒙、陆逊这种新人守边疆，心里门儿清：政权能不能长久，全看有没有人才和学问。他发现吕蒙虽然身居高位，但总拿军务忙当借口不肯读书，就直接点他：“你现在是要管大事的人，不能不学习。”吕蒙还想推脱，孙权立马反问道：“你说你事儿多，有我多吗？我天天读书，觉得好处多得很。”孙权也没逼着吕蒙去钻研那些高深的经学，只想让他多看看历史、知道点以前的事儿。 吕蒙听进去以后就埋头苦读，后来他那股子武将的粗野劲儿慢慢没了，多了几分谋士的稳重劲儿。等到鲁肃路过寻阳找他议事的时候，听到他的一番见解，惊讶地说：“你现在的才干谋略，哪里还是以前那个吴下阿蒙啊！”于是留下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句话。正是因为有了这层读书带来的智慧，吕蒙才从一个普通武将变成了东吴的顶梁柱，顺理成章地接过了兵权。 不光东吴有这样的人，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也是个典型。他15岁就登上了皇位，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才打下了江山。虽然他是少数民族起家的，但特别明白脑子灵光比蛮力管用。有一天他问博士李先：“天底下什么东西最好？能让人变聪明？”李先马上回答说：“肯定是书啊。”拓跋珪一听，立马下令让下面的郡县把所有的书都搜集起来送到都城平城去。他对知识这么敬畏，北魏很快就融入了中原的文化里，这才让他的基业撑了一百多年。 这事儿正好说明了一个道理：不管出身好不好、什么族什么群的人都可以读书。实践能让人知道哪里对哪里错，而书能让人眼光看得远、脑子变聪明。不过《资治通鉴》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光读书没用，得消化掉才行；死啃书本却不去实践，那就是在纸上谈兵，甚至会招来灾祸。战国时候那个赵括就是个最好的反面例子。他从小就把兵法背得滚瓜烂熟，连他爸名将赵奢都难不倒他。结果他只知道照本宣科不会变通。蔺相如早就说过他“只会读他爸的书传，不懂灵活应变”。 赵王非要用他带兵打仗。长平那一仗打下来，赵括死抱着兵法教条不放，胡乱出击。结果赵军被打得大败仗，40万投降的士兵被活埋了。赵国从此就一蹶不振了。南朝梁元帝萧绎更是把书读傻了。他学问倒是挺高、读书也多，但这人特别自以为是、不会治国。眼看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城里都快破了，他还在朝堂上给大臣们讲《老子》呢。 等到城破国亡的时候，他不仅不反省自己昏庸无能，反倒把责任全推给了书。下令把宫里的万卷藏书都烧了。魏军来问他为什么这么干时，他居然说：“我读了这么多书还有今天这个下场啊！所以我就把它们烧了。”宋元时候的史学家胡三省在给《资治通鉴》做注解时就批评这种说法：“他亡国可不是因为读书太多的问题。” 真正的失败者往往是因为读死书、死读书才完蛋的。他们只学到了点皮毛就自以为是起来或者当成逃避责任的借口。天底下没有没用的书，只有没用的读书人。真正的读书不是为了图个清闲、也不是为了装模作样摆架子，而是要静下心来看看过去发生了什么、明白其中的道理、反省一下自己、再把学到的东西用到生活中去。 不管你是个大官还是个普通人，只要看看这些千年的老故事就能明白个道理：爱不爱读书是态度问题；挑不挑好书是选择问题；能不能把书读好是能力问题。只有这三样都具备了才能拿书当梯子往上爬看得更远、走得更稳不迷糊。这就是《资治通鉴》留给咱们最宝贵的读书智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