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地理，一般都会拿政区图来讲事儿。过去的沿革地理不太在乎时间点，只管堆文献，画出来就是一堆“以前存在过的政区”，要在一个时间面上看清楚，其实挺模糊的。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季龙师带头编绘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目标就是要展现一个时间断面的共时性结构。这一画出来，大家才觉得，研究范式变了，以前那种光考证文献、不看地图的方法算是过时了。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得把历史文献精确地“入图”，才能还原真实的历史样子。 我那时候在研究西汉的政区地理，就想着怎么把郡国怎么划分、地盘怎么变化给还原出来，看看一个朝代的政区设置和辖境是怎么动态变化的。这算是把政区地理的研究理念给完善了一遍，结果就是西汉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地图都能画出来。除了画图，我也试着去想这些变化的原因和规律，比如说西汉初年到末年，中央、王国、郡县还有侯国之间的管辖关系变来变去，跟中央想削弱诸侯、加强集权有啥关系。后来几年，我把这层思考扩展到整个帝制时期，从层级、幅员、边界这些角度整理了一下，写成了《体国经野之道》这本书。这本书不光是把我脑子里的想法整理了一遍，也是为了搞清楚这个新的“历史政治地理”领域该怎么搭框架。虽然书里没把边界和政治中心的事儿都写进去，不过对于政治区可能会涉及到的那些要素，我也算做了个基本的归纳。 再后来我在《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这篇文章里总结了一下历代的政治区结构，不外乎分块式的“九州制”和圈层式的“五服制”。跟以前的政区地理研究不一样，这两个解释和构想不再是直接画在图上就能看出来的了，而是“出于图”，是为了揭示图背后的权力关系。余蔚写的《职方辨九州：两宋政治地理研究》选了宋代来做文章，确实选得挺巧。东汉以后发展出来的三级制到了隋朝又变回二级制了，两百多个州全归朝廷管，管理难度太大，所以后来肯定得加个层级才行。回归三级制这个过程挺长的，两宋三百多年正好卡在中间当关键节点。 跟以前的三级制不一样的是，两宋高层政区有好几个机构并列分权，还有些新机构当中间人插进朝廷跟高层政区之间。结果就是从朝廷到县这一套管理体制变得特别复杂。余蔚避开了比较成熟的统县和县级政区沿革问题，把重点放在了职权和关系上。他特别盯着高层政区和准政区这些关键位置看。比如路一级的监司通过“巡历”制度把统县政区看得死死的，监司之间又互相牵制、合作。这种从机构建置看到运作机制的思路很有创意。还有那些军政型、财政型的准政区跟行政区混在一起，让地方机构增加到了四层，区划之间和权力关系都变得特别乱。 整体来看，你会发现权力是从朝廷和基层往地方最高一级的准政区流动。这是朝廷为了应对内外需求和危机有意推动的结果。余蔚研究政治地理的兴趣主要是想解释和分析图背后的东西。他紧紧抓住“权力”这个核心概念，研究的是政治区以上的东西，不被那些具体考证的东西困住视野。这种兴趣也体现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的研究里。这一卷考证用了很大篇幅从实证研究里抽线索来解释辽金的政区制度甚至其他制度。他搭的两代地方制度框架跟我们以前知道的相比有结构性的差别。这套书体例要求之外可能是北族的研究还需要补漏洞才铺得更广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