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近年来，数字虚拟人从概念走向规模化应用，推动了内容生产和服务模式创新，也暴露出治理短板。实践中，个别主体借助技术“以假乱真”，出现冒用名人形象和声音进行虚假营销、仿冒他人容貌实施“碰瓷”、利用深度合成制造虚假信息甚至实施诈骗等情况；同时，随意“复活”逝者、以丑化污损方式损害他人人格尊严、通过算法与话术诱导冲动消费等行为，也引发伦理争议和社会担忧。北京互联网法院有关人士解读中指出，涉数字形象、深度合成的纠纷数量呈上升趋势，需要用制度规则回应新型风险。 （原因）风险集中显现，既源于技术“高逼真”的特性，也与产业链复杂、参与主体多元有关。一上，数字虚拟人依托图形渲染、语音合成、动作驱动等技术快速迭代，形象和声音逼真度不断提升，公众往往难以短时间内分辨真实与虚构，为身份冒用和信息操控留下空间。另一上，商业应用场景快速扩张，电商直播、短视频营销、线陪伴等对流量和转化高度依赖，容易形成“唯效果”的冲动，进而在个人信息、人格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上出现缺口。此外，部分平台在审核标识、内容溯源、账号管理、合规审查诸上能力不一，治理要求难以覆盖建模、训练、生成、发布、传播的全链条，形成监管盲区。 （影响）若任由上述问题蔓延，不仅会直接侵害自然人肖像权、声音权益、名誉权等人格权以及个人信息权益，也可能扰乱市场秩序和传播生态：一是侵蚀信任基础，真假难辨会削弱公众对网络信息的判断能力，抬高社会运行成本；二是扩大违法犯罪空间，深度伪造叠加虚假营销，可能让诈骗更具迷惑性；三是冲击公平竞争，冒用他人形象、借名人效应牟利将挤压合规经营空间；四是引发伦理和社会争议，尤其“复活”逝者等行为可能触碰社会共识底线，带来持续舆情风险。 （对策），国家网信办发布征求意见稿，被视为对数字虚拟人业态开展系统治理的重要举措。专家解读认为，征求意见稿以“以人为本”为导向，强调以法治方式维护数字时代的人格尊严与公共利益，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举措。 其一，明确治理对象与规则边界。征求意见稿对数字虚拟人作出较为系统的概念界定，强调其非物理世界中依托相关技术模拟人类外貌，并具备声音、行为、交互或性格等特征。这有助于将“数字分身”“虚拟偶像”等形态纳入统一监管视野，为执法监管与司法裁判提供更清晰的对象范围，减少定性不清带来的治理空转。 其二，强化人格权与个人信息保护，压实源头合规责任。针对“撞脸”“碰瓷”等乱象，征求意见稿强调，使用敏感个人信息用于建模、形象生成、场景构建等活动，应取得自然人单独同意，突出对关键个人信息与人格标识的严格保护。同时，明确不得以丑化、污损等方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有助于推动民事权利保护在新技术场景下落地，并倒逼平台和服务提供者完善授权审核、素材来源管理与侵权处置机制。 其三，对“复活”逝者等敏感行为提高门槛，并关注产业链从业者权益。征求意见稿提出应尊重逝者生前意愿，不得侵害近亲属合法权益，体现对社会伦理与情感利益的制度回应。对于真人驱动数字虚拟人的情况，强调保障相关人员的个人信息与自主择业等权益，回应“数字劳工”可能面临的弱势处境，推动企业在用工、合同、数据使用与收益分配等上形成更规范的安排。 （前景）业内预计，随着征求意见稿广泛吸纳社会意见并持续完善，数字虚拟人领域将从“先发展后治理”逐步转向“边发展边规范”。下一阶段治理重点可能更加聚焦两条主线：一是围绕“形象混淆”，强化显著标识、授权验证、全流程留痕与可追溯机制，提升公众识别能力与事后追责效率；二是围绕“内容乱象”，完善审核与分级管理，推动平台在账号实名、广告合规、内容标注、风险提示、快速处置等环节形成闭环。随着司法实践积累与行业标准完善，合规成本将更清晰，推动企业把竞争焦点从“拼噱头”转向“拼合规、拼品质、拼服务”，为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提供更稳定预期。
数字虚拟人既是数字经济的新增长点，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新考验。把“像真人”带来的便利纳入制度约束——并非限制创新——而是为创新划清边界、守住底线、拓展空间。只有以法治明确权利与责任、以规范塑造可信生态，技术才能更好服务于人，推动新业态在安全、可持续的轨道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