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从“下雨即黑臭”到设施“落地难”，城市与乡村都面临生态治理的硬约束；以武汉黄孝河—机场河为例，作为服务超百万居民的重要水系，曾长期处于劣Ⅴ类水质，多次被列入黑臭水体名录，不仅影响城市形象，也直接关系居民生活质量。，城镇化加速带来污水处理需求持续增长，核心区土地紧张、管网老化、设施扩容受限等矛盾叠加，传统“就地建厂、分散处理”的空间越来越小。放到乡村层面，居住分散、基础设施薄弱、运维力量不足等因素叠加，使污水治理成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突出短板。 原因——历史欠账与系统耦合交织，碎片化治理难见实效。业内人士指出，城市黑臭水体往往并非单一污染源导致，而是“源—网—厂—河”多个环节短板叠加的结果：合流制管网占比较高，雨季溢流污染频发；老旧管网服役年限长，渗漏、混接降低污水收集效率，污染溯源困难；跨区域、跨部门协同链条长，职责交叉推高协调成本；繁华地段用地紧缺叠加“邻避”顾虑，治水设施“能不能建、建哪里”成为现实难题。乡村治理则普遍存在“点多面广、标准不一、运维难持续”等问题，单靠一次性建设难以形成长效机制。 影响——治理质量关乎长江大保护成效，也关系民生获得感与发展空间。城市内河是水环境的“毛细血管”，其污染负荷最终汇入长江等“主动脉”。黑臭反复不仅削弱生态底色，也会抬高城市运行成本，影响沿岸空间品质提升与公共服务供给。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管网短板突出，还可能在汛期带来内涝与污染叠加的风险。乡村污水治理若长期缺位，将影响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农村公共卫生条件以及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进而削弱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支撑。 对策——以系统思维推进“污涝同治、河岸同治、水城同治”，并向地下空间要增量。中建三局绿投公司涉及的负责人介绍，根据黄孝河—机场河流域治理，企业不再沿用分段治理、单点修补的模式，而是围绕“污涝同治、河岸同治、水城同治”开展系统化设计：一是新建调蓄设施、提升处理能力，实现晴天全截污、雨天控溢流、汛期治洪涝，把水质改善与防汛安全兼顾；二是打通“源—网—厂—河”全链条，从源头修复管网、末端建设净化设施，并同步实施河道清淤与生态驳岸建设，增强水体自净能力；三是将部分治水设施下沉至地下，地面叠加建设公园、滨水步道等公共空间，形成“头顶休闲、脚下治污”的复合利用，缓解用地矛盾，降低“邻避”压力，让治理成效更直观地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公共空间。 在更大尺度的城市污水治理上，武汉大东湖深隧项目探索“深隧传输、集中处理”的新路径。东湖水域面积较大，周边污水处理设施能力与新增需求之间存缺口，而核心区新增地面厂站又受空间与环境影响制约明显。深隧工程以地下深层隧道承担污水输送功能，将污水“集中送达”处理设施，提升系统调度能力，同时为核心区释放更多发展空间，促进城市空间集约利用与功能优化。调研中，多位受访者认为，这类项目的价值不止于单点减排，更在于以基础设施现代化带动治理方式升级，为超大城市水系统安全与韧性建设提供支撑。 与此同时，绿色实践向工业园区与乡村延伸。在工业领域，企业通过“零排服务商”等系统解决方案，推动园区资源循环利用，促进减污与降碳协同，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工程化路径。在乡村领域，围绕生活污水治理等痛点，相关项目覆盖多个村庄及受益人群，推动农村环境由“脏乱差”向“洁净美”转变，并以可持续运维为导向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夯实“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环境基础。 前景——从工程治理走向韧性治理、从单项减排走向协同增效将成为趋势。随着长江大保护、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等战略推进，水环境治理将更强调系统性、长效性与综合效益。一上，城市治水将从“达标排放”走向“韧性安全+空间品质+公共服务”的综合目标，地下空间利用、智慧调度与全链条管控将成为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农村污水治理将更强调因地制宜、建管并重与成本可承受，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业内预计，围绕流域统筹、厂网一体、运维服务等领域，市场对综合解决方案需求仍将增长，也将推动企业技术、管理与公众沟通上持续提升。
从武汉深隧的“地下动脉”到乡村河畔的清澈流水，一条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系统治理为路径的绿色发展脉络正在形成。当生态治理不再停留在末端补救，而是嵌入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的日常运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图景便更具现实支撑。这既是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也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经验。